互助土族“花兒”與丹麻土族“花兒”會概述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是我國唯一的土族自治縣,它位于青海省東北部,地處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結合部,北依祁連山支脈大坂山,南臨湟水河,東接甘肅省,西望青海湖,全縣總面積3424平方米。氣候北部寒冷,南部溫和。縣境內無湖泊,有大小天然河流8條,均屬黃河流域、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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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是我國唯一的土族自治縣,它位于青海省東北部,地處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結合部,北依祁連山支脈大坂山,南臨湟水河,東接甘肅省,西望青海湖,全縣總面積3424平方米。氣候北部寒冷,南部溫和。縣境內無湖泊,有大小天然河流8條,均屬黃河流域、湟水水系。在這片灑滿陽光的金土地上,居住著土、藏、漢、回、蒙古等民族,其中土族約占總人口的17%。由于互助土族青年婦女崇尚穿“七彩花袖衫”服飾,又為互助贏得了“彩虹故鄉”的美譽。


  作者:王國林,馬俊(東鄉族)


  互助縣境內山川秀美,自然生態環境十分迷人。原始的北山國家森林公園,山巒疊峙,嶺谷相間;百年古木參天,奇景迭出。公園植物資源豐富,多達千余種,居全省之冠,是青海境內難得的自然文化遺產。南門峽水庫天水一色,碧波蕩漾。始建于明崇禎十五年的古典廟宇建筑五峰寺,泉眼清清,霧披云裹,景色誘人,在清代被列為“西寧八景之一”。每年農歷六月六在舉行朝山廟會時,也有傳統的五峰寺“花兒”會,和丹麻土族“花兒”會互為犄角,成為以土族群眾為主登山對歌的一座平臺。美麗富饒的土地養育了勤勞智慧、能歌善舞的互助土族兒女。


  互助縣境內的土族在我省土族中占的人口最多,他們有自己的語言,無文字,語言屬于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河湟語群中的互助土族語。互助土族的文化既受到藏漢文化的影響,同時又保持著鮮明、獨特的本民族特征。土族文化藝術的核心價值很大程度受制于宗教影響,互助土族全民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境內有許多藏傳佛教寺院,其中始建于明萬歷年間、坐落于互助縣龍王山麓五十鄉哲加地方的佑寧寺最為有名。佑寧寺地處土、藏、漢族聚居地,僧人以土族居多,故亦稱之為青海的土族寺院,由于佑寧寺屬寺眾多,在歷史上被譽為“湟北諸寺之母”,也是格魯派在青海的五大寺院之一,寺中土族高僧倍出,聲震佛壇。佑寧寺每年舉行四次祈愿大法會,其中“六月法會”是紀念釋迦牟尼在印度鹿野苑首次向信徒講經傳法的法會,同時也是祈愿未來佛彌勒出世的祈愿會。六天的法事活動結束,參加法事活動的群眾也自發集中在寺對面的山坡樹林中,拉開了一幕先娛神后娛人的“花兒”會。


  太陽上來照經堂,喇嘛爺紅成個火了:


  人家都有了好心腸,孽障了你待我了。


  互助土族人民生活在濃厚的宗教氛圍和神靈世界之中,他們的生產生活、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習俗禮儀、文化娛樂等都無不與宗教、神靈有著密切聯系。


  互助土族的民間藝術很多成分體現出人類早期藝術中詩、歌、舞三位一體的特征。其濃郁的民族氣息、鮮明的藝術個性、獨具特色的表現風格,深深地反映出互助土族厚重的文化蘊含和特有的審美價值。互助土族的民間藝術首先體現在民間歌謠的豐富性。互助土族從孩提時的記憶,到人生的終極,無不與歌謠相伴。互助土族傳統民間歌謠《唐德格瑪》調演唱的“古然那斯布勒(意為三歲小孩)”捉黃牛、駕鐵犁,開荒原、奪豐收的曲折、坎坷經歷,是互助土族先民早期艱辛生活的記錄。而在互助土族中流傳很廣的《合尼之歌》則通過藝術的想象,把與土族生活中密切相關家庭、畜牧,羊的喂養、宰殺描述的生動、細膩、入情入理,反映出從游牧民族向農耕文明的交替。互助土族著名的敘事長歌《祁家延西》反映明代土族將領祁元帥為國家統一、疆土安寧,率兵征戰的故事。互助土族民間敘事長調《拉仁布與吉門索》,歌唱的是一對土族青年男女為爭取婚姻自由雙雙殉情,演繹了一出土族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成為互助土族人民世代相傳,最受互助土族群眾喜愛,用血寫成的歌。這種對愛情的執著、堅貞,是我國各民族民歌最為出彩之處,我國早期民謠《漢樂府?上邪》就唱出:“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衰竭。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而歌唱山盟海誓的愛情“花兒”則數不勝數:


  牛拉車子轱轆轆轉,車頭上扎下的牡丹;


  若要我倆姻緣散,三九天,冰灘上開一朵馬蓮。


  牛拉車子轱轆轆轉,車頭上扎下的牡丹;


  若要我倆姻緣散,昆侖山搖給的動彈。


  可以說互助土族生活離不開歌,從婚禮歌到安昭舞曲,從贊歌到問答歌,從敘事長歌到宴席曲,從兒歌到勞動歌和神秘宗教音樂,土族群眾就生活在歌的海洋、舞的世界中。有了這樣絢麗多彩的民間歌謠音樂為背景,最能表達土族人民熾烈情感的情歌,自然會占據互助土族音樂重要的一席之地。互助土族有本民族的古老情歌(山歌),用土族語歌唱,而且都委婉纏綿,下滑音婉轉,恰似高山流水,這些古老歌謠,無論從行腔、運氣、調式、旋律、曲式結構和音樂風格及演唱技巧,特別是歌唱時的下滑音以及華彩型節奏連在一起的現象,都對土族花兒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互助古老的情歌有《阿柔洛》、《興加洛》、《洽日洛》、《瑪森戈》等曲調。這些古老的情歌基本是單樂句結構,不僅音樂特征和調式都與“花兒”接近,唱詞基本格律、押韻都符合河湟“花兒”唱詞。


  像《阿柔洛》:栽樹的人很多澆水的人沒有,交朋友的人很多知心的沒有。


  “花兒”里類似這樣的唱詞不勝枚舉:


  大路上走的人沒有,小路上有著的人多;


  姻緣說成的人沒有,挑撥是非的人多。


  楊大郎領兵過雪山,過去的多,回來的沒有幾個;


  陽世維人的千千萬,哄人的多,實心的沒有幾個。


  由于土族是生活在青海高原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浩瀚歷史長河中,以其淳樸、善良、熱情、博大的胸襟,汲取各種優秀文化的養分。河湟“花兒”(也稱“少年”)就是在這種流程中被土族群眾所容納、接受、光大。互助土族語稱“花兒”為“哈達過道”,意為外面唱的歌。這跟河湟地區其他演唱“花兒”的民族一樣,都是把“花兒”視作野曲,唱“花兒”有一定禁忌,只能在野外、“花兒”會和特定環境中去唱。


  互助土族群眾對“花兒”喜愛絲毫不亞于其他演唱“花兒”的民族。并在長期的歌唱實踐中創造出了具有土族音樂特色的“花兒”曲令。在青海傳統的“花兒”會一般都在春暖花開,綠草茵茵的農歷四月八踏青季節才開始。而在互助威遠鎮農歷二月二,即進入春播之際,就有了傳統的威遠鎮“花兒”擂臺賽,這是整個河湟“花兒”流傳區一年最早的“花兒”盛會。互助各族群眾就是用唱“花兒”來表達自己的企盼,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二月二到了龍抬頭,王三姐打了個繡球;


  漫罷了“少年”種田走,就盼個豐收的年頭。


  在進入了農歷四月八以后,互助土鄉到處飄溢著“花兒”的歌聲。熱愛生活的互助土族群眾,從田間勞動到山野牧羊,從河灘踏青到祭祀拜佛,都離不開“花兒”歌聲。只要“花兒”與您常相伴,便是土鄉好時節。


  互助土族“花兒”是青海“花兒”的重要組成部分,曲式基本分上、下兩個樂句式,以五聲音階的商、微調式為主,音域寬大,旋律起伏跌宕,大部分歌手都用尖音或尖、蒼音演唱。下滑音行腔及長音連在一起,是互助土族“花兒”中很獨特的音樂風格。這種表現在音樂中的下滑音給人以委婉、凄苦之感,這就與互助土族曾有的艱難生活、民族性格、民族語言密不可分。土族的族源遠可追溯到吐谷渾,在吸收、融合了蒙古、藏、漢等民族成分后形成了現代民族的土族。土族經歷了由游牧文化到農耕文化的變遷,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互助土族群眾的生活十分艱難,長期受到各種封建勢力的盤剝,使得互助土族群眾形成了厚重、壓抑、忍辱負重、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從語言方面,互助土族語言語調平穩柔和,有很多長音語調的最后字音有拖腔降調特征,語言除能說明音樂藝術上各種特征,其實也能最充分地代表本民族群眾的性格、文化特征。


  上述種種因素構成了土族”花兒”慣用下滑音來抒發凄婉、悲愴、含蓄的情感。另外,就整個河湟地區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群眾的生存狀況極端艱辛,“花兒”反映的是他們的心聲,“詩言志,歌詠聲”,包括在二十世紀80年代前,“花兒”的基調是苦音,所以來青海的內地人,聽見青海人唱“花兒”,說是“走一路,哭一路”。


  互助土族群眾唱的“花兒”曲令主要還是繼承河湟地區主要的傳統曲令。在河湟地區,有的曲令是各地區、各民族所共同擁有的,這就應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最早的“花兒”曲令,像《直令》《尕馬令》《白牡丹令》等;有的則是屬于某地區和某民族,在世代傳唱“花兒”的過程中結合本地區、本民族的音樂風格、語言文化、地域特色、民族性格創造出了帶有濃郁地域、民族特色的曲令,這是派生出來的。互助土族在河湟”花兒’傳承弘揚中功不可沒,她們創造、演繹出了很多種屬于互助土族的曲令。像《梁梁上浪來令》《尕連手令》《好“花兒”令》《綠綠山令》《拔草令》《紅“花兒”姐令》等,構成了蔚蔚壯觀的互助土族“花兒”體系。還有一種特殊“花兒”現象就是在互助出現的《三閃令》《紅花姐令》,她運用“花兒”上下旬過渡的襯詞句反復加詞演唱,形成了“花兒”演唱的多樂句形式。這里突出了“花兒”音樂的又一大特點――閃音,閃音的運用讓“花兒”情感表現更加纏綿、委婉。


  大河沿上的麻石頭,一頭尖尖、一頭扁扁、一頭彎彎。


  當中還有個眼眼,尕磨上能當個底扇,


  我背上走,手拿的皮繩太短。


  尕妹妹給我繡個滿腰腰轉,面子是單單,里子是氈氈,


  牛毛鑲給的邊邊,羊毛扎下白牡丹,我就身穿上走。人前頭顯你的手段。


  互助土族“花兒”的曲令都是由“花兒”演唱中的襯詞句命名的。“花兒”曲式由一個樂句向另一個樂句過渡時都要用襯詞句作為鋪襯,承上啟下,轉句烘托。智慧、質樸的土族群眾就把日常生活中最鮮活、最精練、最生動的口語填充進去,構成了富有詩情畫意的襯詞句,為“花兒”曲令的命名無形中埋下了伏筆。像《梁梁上浪來令》、《綠綠山令》等就最具典型性。久居鬧市的都市人習慣逛繁華街區、超市、公園,而勞動生活在鄉村田野的百姓習慣于徜徉在鄉間田埂,羊腸小道,土族人將其稱之為“梁梁”,而“浪”字青海話的意思就是“逛”,“梁梁上浪來”就這樣鮮活地植入到“花兒”歌唱中,形成了《梁梁上浪來令》。《綠綠山令》也如此,互助土族大多家居湟水青山畔,對高山有特殊的情結,在歌唱時面對高山更是有感而發,稱贊著綠綠的山,青海方言把綠讀作(liǜ音)《綠綠山令》也就這樣形象地產生了。可以說在青海境內演唱“花兒”的各兄弟民族中,“花兒”的曲令、風格、旋律等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到地域、民族語言的影響略有差異,而只有互助土族的“花兒”風格獨特,自成一體。互助土族“花兒”在兼收并蓄,繼承創造發展中為河湟“花兒”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而“丹麻”“花兒”會就是鑲嵌在這條風景線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素有土族“花兒”故鄉的丹麻鎮,位于互助縣東北部,距縣城威遠鎮20公里,東西寬8公里,南北長22公里,總面積154平方公里,全鎮轄17個行政村,土族占人口的41.3%,是互助的農業、人口、文化大鎮。祁連山大坂山的余脈龍王山雄踞鎮北,丹麻河發源于龍王山麓,貫穿丹麻鎮,將丹麻分為東西兩半,在流經哈拉直溝鄉、高寨鄉后注入湟水河。就在丹麻鎮的丹麻河兩岸,每年農歷六月十三,17個自然村成千上萬的群眾都會身穿節日盛裝,蜂擁而至,到丹麻河灘兩岸的灌木林叢之中,舉辦一年一度的“花兒”會。據傳說,傳統丹麻“花兒”會已有四百余年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朝后期。關于丹麻“花兒”會,在當地老百姓中還流傳著幾種不同版本的動人傳說,其中流傳最廣的是:很早以前,丹麻是個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可是這里有個土司依仗權勢大興土木,修下四合頭的院落還不算,又在東丹麻山背后修起一座官強寺。年復一年的修建,砍光了山上的林木,生態遭到破壞,經常遭遇干旱之年。有一年莊稼剛出苗就遇上了大旱,要是再曬幾天,莊稼苗就曬死了。當地群眾為了求雨,殺豬獻羊,組織祈禱儀式向老天爺求雨。祈禱的群眾邊說邊唱,其中一對土族男女就向蒼天唱起了“花兒”。訴說百姓的疾苦:


  天不睜眼人吃人,百姓苦,鍋蓋兒揭不開了;


  天不下雨地不生水,問老天,我們把啥良心壞了。


  鹿羔落網雙膝跪,眼睛里淌著淚水;


  老天爺的面前下一跪,你可憐個陽世的姊妹。


  他們一直唱了三天三夜,直唱得奄奄一息,他倆的虔誠感動了老天爺,頓時天空雷聲大作,暴雨傾盆,這一對土族男女青年仍佇立在雨中唱道:


  天上的云彩黑下來,雷聲響,地上的雨點大了;


  把“花兒”少年虧枉了,為百姓,我們雙雙舍了命了。


  大雨停后,天邊掛上了彩虹,人們發現這對土族男女青年不見了,在雨霧中出現了兩棵挺拔俊秀的參天大樹,因為這天是農歷六月十三,為了紀念這對土族男女青年和感謝上蒼的恩賜,后來在每年的農歷六月十三丹麻群眾就會自發舉辦“花兒”會,主會場就設在兩棵大樹周圍,一直綿延到丹麻河兩岸,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丹麻灘里的鰥寡樹,陰涼把人罩了;


  不見的“花兒”可見了,心里的頑病散了。


  丹麻“花兒”會的形成有著特殊的生成環境,就像濃烈的青稞美酒,生活在丹麻這片熱土上的土族和其他民族群眾對“花兒”有特殊情結。在互助土族自治縣境內流傳的各種“花兒”曲令、小調及土族古老的山歌,都在丹麻流傳最集中、最廣泛。在丹麻17個自然村中,幾乎每個村都有各自獨特的廟會和一些民間習俗活動,在這一系列豐富有趣的民俗文化活動中,唱“花兒”是群眾最為常見必不可少的娛樂形式。而且能歌善舞的丹麻土族群眾,不僅是歌唱好手,跳土族傳統“安昭”舞,耍“輪子秋”都是他們傳統的強項。這些固有的提煉于農耕文明的民俗活動的存在和沿續,就為丹麻土族“花兒”會的產生做好了鋪襯,而這一系列精神文化活動不僅讓丹麻人精神得到和諧,也越來越引外部的關注,丹麻鎮索卜灘村被國家城建部命名為“中國古民俗村”。丹麻土族“花兒”會進入青海省國家級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丹麻的山來丹麻的水,丹麻的景色很美;


  青稞酩溜把你沒喝醉,阿姑的《好“花兒”》把你喝醉。


  丹麻土族“花兒”會是互助土族“花兒”會里最具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傳統土族“花兒”會,很早以前它是祭祀,企求的廟會,廟會主要唱大戲,所以也在群眾流傳聽丹麻戲之說,后因在聽戲之后,群眾自發聚集唱“花兒”,而唱“花兒”熱情遠勝過聽戲,唱“花兒”,代替了聽戲,現在,丹麻“花兒”會成為了集廟會、“花兒”演唱、商貿與群眾集體性娛樂為一體的傳統“花兒”會。


  農歷六月的丹麻,陽光燦爛,天高云淡。收獲的前夕,滿山遍野的菜子花金光燦燦,沉甸甸的燕麥穗垂首而立,笑迎遠方賓朋;丹麻河流水潺潺,汩汩作響,像一條褐色的玉帶系在丹麻腰間;河兩岸的喬灌木、黃刺、黑刺,犬牙交錯,楊柳樹隨著微風輕輕搖曳,野杜鵑、苦菜花散發出撲鼻的清香。在農歷六月十二,“花兒”會序幕已徐徐拉開。近些年,由于當地政府對“花兒”會的指導,使得會場分布合理,秩序井然。來自各地的商家搭起臨時型的帷帳,擺攤設點,等待著商機;丹麻鎮附近村莊的百姓已耐不住寂寞,懷著一種久違的心愿,徜徉在主會場四周。現代化的傳播媒體傳出陣陣“花兒”歌聲,引導著悠閑的人們哼唱出了心中的“花兒”:


  羊肉下了面片了,清油了我熗了蒜了;


  我年肆(青海方言:去年)盼著今年了,丹麻的“花兒”會到了。


  農歷六月十三是丹麻“花兒”會正日子,清晨已有四面八方的群眾身著民族盛裝趕到丹麻鎮,整個丹麻鎮車流滾動,人流如織,一派熱鬧、繁榮的景象。逛至晌午,攢三聚五,男男女女,事先相約,在河灘兩岸,席地而坐,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熟食酒菜,品嘗美味,猜拳行令,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酒攆肚中曲,自發的“花兒”演唱就開始了:


  唱一個少年寬心哩,不唱我把她想哩;


  老漢們聽上年輕哩,娃娃們聽上時長哩。


  ……


  雀娃沒毛著昨飛哩,大雀抬食著喂哩;


  我們不唱個“少年”咋黑哩,心里頭頗煩著累哩。


  ……


  八十三萬下江南,火燒了曹操的戰船;


  一年三百六十天,高興者就鬧著幾天。


  ……


  “花兒”會場上開始的演唱基本處于自娛式的,人們事先約好脾氣性格相投之人扎成一堆,每一伙人中都會有“唱把式”,再加上大多數群眾都會唱兩下子,就形成了相約而鳴的歌潮。“花兒”的演唱較為自由,歌者擅長唱什么曲令就唱什么曲令,包括一些土族傳統的山歌、敘事歌、民間小調都在歌唱范圍之內,“花兒”會上彌漫著“花兒”溫馨、浪漫、和諧的氣氛。


  墻頭上開花碟子大,墻根里開花碗大;


  漫個少年興頭大,晚夕里不喝個早茶。


  時至正午,酒至半酣,歌者與聽眾逐漸進入興奮狀態。會場開始出現串場子,人們看哪有好唱家,紛紛攢集圍攏一起,一飽耳福。“花兒”演唱呈現不同的狀態,仍有個人的演唱,但更多是進入了對唱、搶唱、打擂臺。“花兒”會上的對唱和打擂臺是有一定區別的。“花兒”對唱可以在男女之間、男人和男人之間或女人之間進行。男女對唱內容一般都是相互贊揚,傾訴情意,纏綿相愛之情,“花兒”情歌作用凸顯出來。但要特別強調的是,西北“花兒”情歌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我國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三月三歌節,這些歌節就是為男女青年談情說愛、自由選擇婚姻提供場合的,男女青年通過歌唱選中了意中人,就可以通過提親來步入婚姻殿堂。而西北地區的人們唱“花兒”主要為了宣泄情感,尋找一種精神和心靈的滿。因唱“花兒”走到一起或者出軌(青海人將之稱為花事)的現象也存在,但畢竟是個別現象,對此“花兒”唱道:


  大豆花開哈的好張口,饅頭花哈像個繡球;


  唱罷少年我們一搭走,手領上手,我們是唱“花兒”維下的聯手。


  大豆桿桿是四楞子,豆花綰下的是紐子;


  我倆不是夫妻的倆口子,這也是陽世有的。


  但現象終究不能代替本質,在改革開放以前,未婚女青年即便會唱也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唱“花兒”,她們只是在私下悄悄地唱,“花兒”會上,一些公開場合的對唱都是已經成過家有了孩子的婦女,按民間說法她們已經是過來人,有了生活的體驗,再加上完婚后繁重的農活和家務勞動,使她們的精神和體力長期承受著一種壓抑和勞累,只有通過唱“花兒”來宣泄自己的苦悶,尋找到一種心靈的慰藉。而在青海過去傳統觀念中,把特別熱衷于唱“花兒”的男人都看作是不務正業的五葷人(五葷:抽鴉片、喝酒、賭博、尋花問柳、唱“花兒”)。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十分重視民族民間藝術,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社會和諧氣氛濃厚,全世界對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與保護,讓“花兒”綻放的更加鮮艷。但是傳統觀念它還有著深厚的根基,在廣大農村還是輕看唱“花兒”謀生的人,特別是女性所承受的壓力更大。對此,一些歌手也唱出了無奈的怨嘆:


  嘉慶爺得了孫子了,三年的糧草免了;


  窮光陰把我拿住了,才走了五葷的路了。


  進去院門摘輪柏,后院里好少的刺梅;


  五葷里鉆給者真后悔,給下了哭笑不得。


  當然,也有理直氣壯為唱“花兒”鳴不平者:


  王母娘拿著擦天布,擦明了看,月亮里有一顆樹哩:


  閻王爺撐著生死簿,識字人看,五葷里有條路哩。


  更有大膽者唱道:


  青石欄桿玉石的橋,橋底下沒修個倒橋;


  我們五葷人死了甭埋掉,圖零干(青海方言:干凈利索),


  價湟水河里扔(rè)掉。


  總之,在“花兒”會或在大眾場合男女對唱“花兒”所表達的相思、相戀、相愛,終極目的是宣泄情感,娛人娛己,唱歸唱,唱罷貽笑大方,各自揚長而去,毫無干系。在“花兒”會上,還會有男人與男人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的對唱,往往是相互夸獎對方,訴說生活的苦難:


  甲:菜子的“花兒”黃死了,風吹著過河去了;


  把我的朋友想死了,你阿著價發財去了?


  乙:大年三十貼紙馬,才知道要過年的;


  掙不上光陰(指錢財)回不了家,才知道做人難的。


  甲:薛平貴西涼十八年,五家坡挑菜的寶釧;


  窮光陰好比打墻板,上下翻,摧老了我們這些英俊少年。


  乙:一寸光陰一寸金,真寸金,黃金把光陰哈買了;


  不為光陰是不成,為光陰,把“花兒”顧不上照應。


  甲:我穿的衣裳盡補丁,我把它穿里嘛不穿;


  提起難心我實話多,我給你說里么不說。


  乙:清茶不喝奶茶喝,渴死了涼水甭喝;


  阿么大的虧枉我哈說,虧死了外旁人甭說。


  在“花兒”會的高潮時,“花兒”對唱很普遍,有些唱家來回串會場,發現別人在對唱時水平和自己也差不上下,就在人伙里相互搶唱,有時會出現幾個歌手爭先恐后搶唱:


  松樹長在石嶺上,山丹花開在崖上;


  誰的手長誰摘上,一把手遮不住太陽。


  對此,有歌手擔心藝不如人,只好用“花兒”歌聲順坡下驢:


  宋朝的江山不穩了,它出了潘仁美了;


  我倆的事情不成了,又出了騷毛鬼了。


  而聰慧的歌手順桿向上爬:


  你架的黃鶯我架上,你架的時候大了;


  你維的“花兒”我維上,你維的時候大了。


  在這些歌手們之間的對唱,有時能長達幾小時,聽眾往往全神貫注一聽幾小時,在歌手唱到精彩處,歌迷都會情不自禁的發嘔(嘔:喝彩聲),青海人將其稱為“打嘍嘍”。與“花兒”對唱不同的是“花兒”擂臺賽。傳統“花兒”會擂臺賽都是組織者把男女名唱家組織到一起進行擂臺賽,在“花兒”會場也有串把式,把“花兒”唱把式串到一起,面向廣大觀眾開展打擂臺,打擂臺必須在男女歌手之間展開,敢于參加打擂的歌手,都是有著長期積累,思維敏捷、伶牙俐齒的優秀唱把式,因為“花兒”擂臺賽與一般性的“花兒”對唱有區別。兩位歌手基本上要有問有答,答必所問,環環相扣,妙語連珠,才能博得觀眾喝彩、歡呼、叫好聲。打擂臺充溢著智斗、詼諧、幽默、機敏,大都會有相互間譏諷、嘲笑、詆毀,有時甚至會出現庸俗、低級趣味的唱詞,這也是民間藝術的一大特色。打擂臺倆人唇槍舌劍進入白熱化時,干脆不唱,針尖對麥芒式的快速對說:


  女:雞蛋罐罐里倒麻油,油花飄嚴著哩;


  你給我許哈秩子沒買哈,還嘴贊(方言說大話)著要人著哩。


  男:羊肉半斤蔥半斤,粉條下給了三斤;


  你把臭錢看著比阿哥還要緊,你一手錢眼鉆給安靜。


  女:毛藍的兜兜金鑲邊,十二兩銀絲的扣線;


  你把尕妹甭看成窮光蛋,尕妹的娘家是富漢。


  男:毛藍的兜兜金鑲邊,十二兩銀絲的扣線;


  把你窮光蛋娘家再甭贊,你家蓋房房,拉下著三千塊貨款。


  女:你的柜柜里沒有二兩面,尕鍋敲鐘著哩;


  你的兜兜里掏不出二角錢,還掙扎著維人著哩。


  男:我的柜柜里裝著二柜面,天每日吃拉面哩;


  阿哥維人從不花錢,會場上領歡蛋(指美女)哩。


  在雙方緊張、激烈的擂臺賽中,不管男女哪一方感覺有些招架不住的時候,趕緊用“花兒”找個臺階下,而另一方也給對方找臺階,以示友好,緊張氣氛又在友好情誼中畫上圓滿的句號:


  女:碾場了支上個三叉股,用罷了上墻里掛下;


  我們圓滿了甭說個傷心話,好情好誼的罷下。


  男:石崖頭上的山丹花。手兒折。獻花的瓶瓶里獻下:


  幾個丑少年把尕妹得罪下,刀子嘴惹,豆腐心還把你疼著爛下。


  歌手之間的能量通過打擂過程,已全部釋放出來,觀眾心目中誰是勝者亦心知肚明。對唱也好,打擂也罷,其間靈感突發即興的創作,但總體還是對幾百年流傳的“花兒’,要爛熟于心,越是多的積累,才會催發即興的創作。而且“花兒”起興句一般是反復經常套用,長期流傳的“花兒”唱詞在很多的對唱、打擂中被程式化運用。無論在“花兒”會長時間的對唱,打擂臺,歌手歌唱用的最頻繁的曲令就是《直令》,因為《直令》曲調簡捷、明快、適中,沒有過多的拖腔,襯詞,起調迅速上口,收調戛然而止。但在丹麻“花兒”會,有很多土族歌手在進行對唱,擂臺賽中會插入許多土民令,像《好“花兒”令》,《梁梁上浪來令》,《尕連手令》等,這就是“鑼鼓不出鄉,各是各的腔”。突出了土族“花兒”的特色。另外,土族群眾唱“花兒”時,經常會把土語加入句中,形成漢、土相混合的唱詞、唱法。河湟“花兒”流行區還有藏語和漢語相混唱、阿拉伯語和漢語相混唱的現象,是由于青海多民族雜居地,會操二、三種民族語言的人很多,這些人如果喜歡唱“花兒”,自然不自然地就把民族語言植入“花兒”演唱之中,不過這種現象為數不多,不很普遍,多數歌手還是用漢語演唱。“花兒”演唱中這一奇特的現象,學者們將其稱之為“風攪雪”。“風攪雪”原是曲藝一種術語,是指把兩種不同曲藝形式摻和到一起表演。“風攪雪”在“花兒”演唱中也是偶然現象,土族群眾基本上用漢語演唱“花兒”。


  幾個小時的歌唱,歌手和群眾的興頭絲毫未減,酒精度在歌唱中被稀釋,人們用相互歌唱表達友好祝福,傳遞著善意的福音。這時民族、地域、信仰、年齡、性別的差異都不能成為代溝:


  青銅黃銅一樣的銅,高麗銅,一樣倒下的火盆;


  各兄弟民族一樣的人,根連根,賽過了同胞弟兄。


  曹操山上觀一陣,陣兒里沒閃哈個子龍:


  兄弟民族通個婚,養哈個娃娃心疼。


  夕陽西下,夜幕來臨。人們雖然余興未盡,但歌手們也只好相互用“花兒”告別:


  馬放南山腳趄了,倒長毛,尾巴上綰疙瘩哩:


  唱罷“少年”我們走開了,轉過看,咋丟下這些好心腸哩。


  黑了黑了實黑了,夜影在石崖上過了;


  多謝鄉親們的掌聲了,耽誤了大家的路了。


  人們依依不舍地離開會場,就在回家的路上“花兒”歌聲不絕于耳,余音繞梁。在丹麻還傳出一個笑話,一位中年土族婦女從“花兒”會場回家,余興未減,已到了院子門口,嘴里還哼著《三啦啦令》“騎上個尕驢者趕上牛”,十幾歲女兒迎上去就問:“阿媽,黑飯(方言:即晚飯)吃啥了?”陶醉于“花兒”的阿媽脫口唱道:“一啦啦,二啦啦喝剩湯(方言:即吃剩飯)”。這種全身心的陶醉充分表現出土族兒女乃至河湟地區人民群眾對“花兒”的癡迷、熱戀、盼望。一連三天“花兒”會莫不如此,人們盡情釋放出心中的激情,企盼著收獲的歲月。就在“花兒”會結束時,人們在相互許愿,期盼在下一次“花兒”會上重逢:


  山里的山丹花開開了,開哈的好,刺梅“花兒”你開離么不開;


  唱罷少年你們走開了,我問個你,明年你們來哩么不來。


  什么花開花花不紅,什么花開在空中;


  什么人喜愛什么人,什么上拿不下悔心。


  核桃花開花花不紅,雪“花兒”開在空中;


  我們高興人愛的高興人,少年里我拿不下悔心。


  手拿石頭打月亮,端打在梭落落樹上;


  這一聲唱罷了再不唱,許給者明年的會上。


  伴著一聲聲高亢嘹亮、纏綿婉轉、悠揚清脆的“花兒”歌聲,為期三天的丹麻土族“花兒”會在人如潮、歌如海的盛況中徐徐降下了帷幕。


  丹麻土族“花兒”會有著上百年的傳承歷史,雖在“***”時期遭禁,但并未從根本上破壞她的傳承鏈條。“***”結束后,國家對民族民間文化的重視,再次讓“花兒”藝術煥發了青春活力。1978年傳統的丹麻土族“花兒”會重新恢復,一種久違的激情點燃一簇洞穿時空的曙光,土鄉的“花兒”更紅了,自此土鄉群眾倍加珍愛這一盛會,使她成為土族文化的一項重要標識,每年如期舉行的“花兒”會已是丹麻土鄉不是節日的節日。特別是改革開放,土鄉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富思樂,走上了富裕幸福之路的土鄉群眾最愿意用“花兒”表達他們的心聲:


  改革開放三十年,政策好,老百姓日子過著舒坦:


  有吃有喝有錢賺,心也寬,不由得就漫起了少年。


  土鄉的變化特別大,有多大,好像是天上地下;


  科學發展有卡碼,奔小康,建設和諧的國家。


  丹麻土族“花兒”會是土族群眾重要的民間習俗活動,她的傳承主體是以土族為主的各族群眾和“花兒”歌手,傳承方式是一代又一代口傳心授的活態傳承。世代居住在河湟谷地這片熱土的土族兒女從遺傳基因里就秉承著歌唱的天賦,對“花兒”更是情有獨鐘。進入新世紀,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大眾文化及外來文化的沖擊,土族群眾不為世風所動,以獨有的民族性格,依舊守護著自己的精神家園,讓土族群眾涌動的血液里始終奔騰著“花兒”的波浪。在土鄉,村寨只要有民俗活動,就飄溢著“花兒”的馨香。特別是進入夏季,土鄉進入黃金時節,配合民族文化旅游和各種節慶活動的開展,土鄉“花兒”姹紫嫣紅,分外妖嬈。


  ’


  現如今,在丹麻土族“花兒”會上,年屆40左右的土族人大都唱的是原汁原味的土族“花兒”。年輕一代由于生活在幸福時代,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對“花兒”的理解,歌唱情緒,有獨到之處,更喜歡以歡快的心情演唱“花兒”,特別是一些年輕的職業、半職業“花兒”歌手,他們演唱往往都要有樂隊伴奏,準確定調,強烈的節奏,現代化的演唱風格使他們“花兒”演唱已趨于專業化、舞臺化。對此,不能將其簡單地定性為走樣的“洋花兒”。保持活態傳承,并非追求一成不變,而是有繼承,有發展,前提要尊故融新。土族年青一代歌手自幼生活在土鄉的村落里,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從歌唱語音、聲調、曲令旋律完全屬于原生態范疇。現實狀況證實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不存在瀕危,而是綠樹新花競綻放,年年花開別樣紅。


  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的興盛,除得益于土族群眾和“花兒”歌手與“花兒”的特殊情結外,還得益于政府部門的大力倡導、指導和引導,得益于長期致力于民族民間文化搜集、挖掘的專業人士的鼎立宣傳、弘揚。在世界范圍內開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對非遺工作十分重視,投入了相當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保護。丹麻土族“花兒”會所在的丹麻鎮是“中國特色文化鄉”,當地政府為傳統的互助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的傳承和保護制定出了科學規劃,設立機構,落實資金,從現有的土族“花兒”民間藝人、歌手、專家人手,建立起有計劃的傳、幫、帶機制,把互助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升華成為一種文化品牌進行精心打造,讓互助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的傳承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未來的土族“花兒”和丹麻土族“花兒”會將會迎來更加燦爛的明天。本文來自《中國土族》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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