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研究

摘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地區實行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是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一次重要創新。進入新世紀后,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次偉大創新。也是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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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地區實行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是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一次重要創新。進入新世紀后,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次偉大創新。也是進一步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但作為農村經營制度創新的新興事物,農民合作組織目前在總體上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還存在一些較為突出的困難和問題。因此,農民合作組織必須進一步全面提升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村經營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046.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38-0460(2009)03-0048-06


  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地區先后經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等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標志性事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是在特定經濟社會條件下的歷史選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同時,也奠定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和后續改革的基礎,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因此,被鄧小平同志譽為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第一次飛躍”。但是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并不意味著農村制度創新的終結。我國農業的發展,既需要堅持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安排,也需要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在保持家庭承包責任制穩定的前提下,不斷創造出新的制度供給。


  圍繞進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責任制這一命題,在實踐中有很多創新,在理論上也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雙層經營體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家庭承包制使全國農業陷入極小規模的經營,大大破壞了原有的機械化耕種和水利排灌的基礎,農戶經營決策上出現盲目性、應變能力差、短期行為等缺點(姚梅,1987;杜潤生,1995),必須加強“統”這一層次的功能。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成為新的焦點。(黃祖輝,1999;牛若峰,1998)但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可改變,農戶小規模土地經營格局不會有太大的改觀。擴大家庭經營規模、發展各種種田大戶和專業大戶、各種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發展生產,仍然是在“分”的層次上調整。90年代初以來,新型合作組織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張曉山,1999;徐旭初,2005;曹澤華,2006)農業生產以農戶家庭經營為主,同時通過發展多種類型的合作社,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這是多數國家通行的做法,也是今后我國農村微觀組織制度建設的方向。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統一服務功能的層次,又能激發分這一層次上的活力,是實現在統分結合兩個層次上創新的最好組織形態。


  一、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成背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各地涌現了包干到戶和包產到戶等多種形式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對此,黨中央給予高度重視。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組)、包干到戶(組)等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下發一號文件,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我國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寫進憲法,將其確立為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提出,寄望于地區性合作經濟組織能成為雙層經營中“統”的那層組織載體,解決那些一家一戶辦不了、辦不好,并且辦起來不合算的事。


  然而,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性合作經濟組織未能擔負起“統”的職責,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仍處在“分”得過散而“統”得不夠的狀態,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以單個農業家庭為基本生產經營單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過近30年的發展,就其本質而言還是一種分散的、低層次的經營方式,存在嚴重的“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首先,農戶對市場缺乏了解,生產上存在盲目性和波動性。其次,農民生產經營利益嚴重流失。有研究表明,農民從生產的農產品當中所應得的利益,在加工和流動兩個環節大致流失了43%。再次,隨著國家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公眾普遍對農產品質量與安全提出更高要求,而這種傳統的、小規模的家庭生產經營模式將給農產品質量監控帶來諸多困難,其產品也不易與國外市場對接。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農產品是爭端最大的領域,將有越來越多的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綠色貿易壁壘等問題的調查。而我國由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較低,遠遠適應不了這方面的需求。此外,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這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社會化、產業化和現代化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現代農業是高度科技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強調社會分工的細化和協作能力的增強,一般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市場反應和抗擊風險的能力,提高農副產品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顯然,目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營制度與實現現代農業的要求也是極其不相適應的。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獲取市場信息和科學技術的能力差,吸納社會及金融資金能力弱,農民之間缺乏共同的利益訴求,阻礙了規模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效益的提高。1985年后,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進入到常規階段,城鄉收入差距逐漸加大,1990年為2.02:1,2000年為2.79:1,2007年達3.33:1,絕對收入差距為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綜上所述,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方面,它是并將長期是最適應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營制度,一定要長期堅持;另一方面,它又明顯制約了農村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兩面性,使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一直處于一個低層次相互適應的水平上,要打破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鉗制”局面,就必須在堅持農村家庭經營不變的前提下,實現農業發展中的各種生產要素的聯合,發展多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組織程度,創新經營體制,實現農業生產社會化。


  二、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及其成功經驗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在保持家庭承包經營自主權的前提下,以農民自愿為基礎,按照共同的經濟利益聯合起來的組織。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對家庭聯產承包、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最大的完善和創新:一方面,能不斷增強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實力,完善服務功能,更好地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推動農業生產經營的社會化和產業化,實現“統”的層次上的創新;另一方面,又能通過勞動者的聯合、各種生產要素的聯合,加快推動土地流轉,積聚生產要素,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專業化,創新和完善“分”的層次。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家庭經營向多方發展。產權相對獨立的農戶經濟重現活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商品經濟獲得較大發展,以市場機制為主配置資源的基本經濟制度得到確立,一些地區初步具備了按照合作制原則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環境條件。在此基礎上,為解決農民家庭小生產和社會大市場之間的突出矛盾,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朝現代農業方向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運而生。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確立了專業合作社這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形式的市場地位,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組建、參與合作經濟組織的積極性。據農業部統計,截至2006年底,全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總數超過15萬個,加入成員2363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10%左右,并顯示出蓬勃的發展勢頭。(肖紅葉、畢美家,2007)目前,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遍布種植、畜牧、水產等眾多行業,基本上形成了“依托一個優勢產業,興辦一個合作組織,發展一方經濟,致富一幫農民”的興盛景象。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以下幾條基本經驗:


  第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須建立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由農戶自愿選擇合作。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不改變土地承包使用權,不改變家庭財產所有權,也不改變生產經營自主權。因此,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組建方式上,應根據社員的需要,有選擇地開展服務作業,為社員提供特定的專項服務;在產品銷售上,社員享有產品定價的自主權,同時根據章程享有合作經濟組織的盈余分配權;在社會地位上,合作經濟組織與政府、社會團體及其他企業是平等的市場主體,在人事、財務、經營業務等方面不存在隸屬和依賴關系。


  第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須立足優勢,圍繞當地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引導農民組織起來。從全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情況看,絕大多數是利用當地的資源、市場、技術等優勢,依托當地的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建立并發展起來的。四川射洪縣棉花協會的產生離不開該縣是四川省主要棉花產地這一原因(張曉山等,2001),浙江新昌兔業合作社的興起與該縣40多年養兔生產歷史直接有關。(郭紅東等,2001)江西省余江縣生豬飼養歷史悠久,是當地農民增收的傳統項目,生豬產業合作社就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郭金豐、莊小琴,2007)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農業生產經營項目,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不僅可以促進區域主導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加速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使農民獲得產業優勢,又可以通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成“合作經濟組織+農戶”、“企業+合作經濟組織+農戶”、“合作經濟組織+基地+農戶”等模式,提高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實現農副產品生產、加工及銷售等環節一體化,使農民分享加工和銷售等環節的利潤,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須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在產前、產中、產后開展聯合。現代農業強調的是農業生產經營的市場化、專業化和產業化。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中,由于社員基本上從事同一產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彼此相同,需要的專業技術、生產資料也相同,產品的市場走向基本一致,從而容易產生需求的合力,形成服務的規模效益,有效降低社員的產、銷成本。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直接聯系與本產業有關的科研、教學單位,直接聯系廠商、專業市場,直接接受政府產業指導,能夠有效減少中間環節的盤剝或部門間的扯皮,提高服務效率,使社員分享到更多的利潤。如黑龍江省海林市萬壽菊生產協會成立前,當地的萬壽菊加工企業從農民手中收花時扣雜扣水過高(平均扣32%,最高達50%);協會成立后,與企業積極協商對話,爭取到了扣雜扣水最高不超過10%的承諾。山西省聞喜縣豐樂中藥材專業合作社采取“公司+基地+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通過中藥材種植、加工、營銷等系列環節聯合運作,解決了農民種植技術難、市場運作難、加工沒經驗、產品銷售難的后顧之憂,合作社社員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


  第四,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須尋求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和引導,優化外部發展環境。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興事物,如果離開政府的認同和支持,難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近年來,各地政府相關部門采取一系列積極措施,加大了對建立和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幫扶力度,主要做法有:堅持‘‘農民自愿”、“與當地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逐步向產業化方向發展”、“逐步實現規范化運作”等正確的指導原則;從資金、信貸、稅收等方面明確給予扶持,優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外部發展環境;搞好服務協調,調動各方面力量,幫助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的各種實際問題,這些舉措都極大地促進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第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須充分尊重和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不斷拓展合作的發展空間。我國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目的,不僅是滿足生產經營服務領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推動農業產業化,引導農民通過合作化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因此,要不斷激發和鼓勵農民在合作化道路上的積極性和開拓性,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廣泛聯合、強弱聯合和貧富聯合,實現以富帶窮、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農村地區的共同富裕。


  三、加快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主要思路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雖然呈現出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但作為農村經營制度創新的新興事物,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目前在總體上還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受宏觀環境和自身素質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其功能和優勢還沒有充分發揮,仍存在著一些較為突出的困難和問題。如對農戶的覆蓋率較低,在市場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還很有限;規模偏小,實力薄弱,缺乏市場競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組織發育還處于較低層次,對農戶的輻射帶動力較弱;運行機制不健全,發展運行不規范等。因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浪潮中,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要充分發展,必須進一步強化自身建設與管理,完善服務功能,健全組織運行機制,全面提升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積極開展各項經營和服務,提高服務質量和市場競爭力。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市場環境和其他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樹立服務意識和競爭意識,不斷提高對社員的凝聚力和市場競爭力。要充分發揮植根于農民,了解農民需求的優勢,圍繞社員家庭經營和生活需要,以市場為導向,不斷完善各項經營和服務,生產優質、安全的農副產品,發展農副產品的深加工和綜合利用,不斷延伸產業鏈,提高農副產品附加值,使合作經濟組織及社員獲得更多利潤。(孫亞范,2006)


  二是拓寬資金獲取渠道,為經營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撐。資金不足是我國大多數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經營困難、發展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作為獨立經營的自主自助組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本文來自《中國合作經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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