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學自然主義到利益法學

摘要: 從19世紀到20世紀, 歐洲法學家們對法律是什么這個法學核心問題的回答, 大體上經歷了從自然主義法學到利益法學的轉變。回顧這段學術史, 對于我們今天深刻理解法律是什么的命題, 以及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如何把握法律的真正要求, 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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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從19世紀到20世紀, 歐洲法學家們對法律是什么這個法學核心問題的回答, 大體上經歷了從自然主義法學到利益法學的轉變。回顧這段學術史, 對于我們今天深刻理解法律是什么的命題, 以及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如何把握法律的真正要求, 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法學自然主義; 利益法學; 概念法學; 目的法學;

法學畢業論文

  一、法學自然主義的興起

  實證主義因其放逐價值的鮮明立場而常被誤認為與自然法論毫無瓜葛, 但事實上, 實證主義正是發端于古典自然法論踟躕之處, 因為實證主義雖然拒絕討論價值問題, 卻是以對價值的確信為前提的 (1) 。在歐洲法律史的特殊脈絡中, 實證主義自始至終具有超越法律的正當性:在中世紀, 它乞靈于神的啟示;在人文主義時代, 它來源于古代作者的典范文字;理性法仰賴人類社會的不易法則;歷史法學派訴諸作為客觀實存的民族精神;法律實證主義則求之于現代國族被整合出來的全民公意。但是, 當所有這些正當化的可能, 在19世紀以來的歷史巨變中漸趨消逝時, 法律以及正當之法律的問題, 就被再度提起[1] (P540) 。

  19世紀是自然科學的世紀, 因果關系論幾乎占據全部科學領域, 法學對此新問題的探究, 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實證法訴諸高居法律之上, 自性存在的正義理念以取得其正當性的通道被砍斷, 遂轉向機械論或生物論的解釋。據此, 實證法無涉于超越事實的正義, 而毋寧是內存于事實之目的與手段的產物, 而事物之內的“原因”、“目的”與“動機”必然屬于外在的“自然”或“生命”。此類正當化的嘗試, 可統稱為法學自然主義[1] (P540-541) 。法學自然主義將法視為純粹的事實現象, 從而把法學構建為事實科學, 其方法則為對此等事實進行因果分析。這樣, 概念法學被摒棄, 不是概念, 而是事實, 成為法學的核心。在此進路下, 又有兩種說法:一是在物理學的因果觀念下探究其原因;二是在生物性血統理論下探究法的發展史。其具體做法, 主要是通過對人類心理特質的研究, 指出高等動物具有“法的本能”, 而人類的心理特質是受因果法則決定的。如耶林提出的法的“譜系”;譜系來自生物性的選擇, 在耶林的“為權力而斗爭”中, 達爾文的“為生存戰斗”隱約可聞[1] (P543) 。

  二、目的法學對法學自然主義的推進

  如同嚴格的自然科學在解釋說明時會排斥所有目的論因素一樣, 起初的因果性的法的說明, 也并不賦予作為事實現象的法以目的的定性。但是, 受生命科學的影響, 當法被放諸生命現象的演進過程中被理解, 換言之, 當法被賦予作為更適宜生存之形式以使人類在生存之戰中得以存活之意涵時, 法的目的之問題便清晰地凸顯出來[1] (P543) 。耶林敏銳地洞察到這個問題。在其巨著《法的目的》一書中, 耶林以“目的是所有法的創造者”為題詞, 指示了其思想的出發點:正如沒有原因就沒有結果一樣, 不存在沒有目的的愿望和行為。耶林進一步解釋說:利己的目的 (如維持生命) , 導致經濟目的, 而經濟目的又必須通過法的擔保 (合同的約束力) 來加以保障。同樣的道理, 自然的目的首先推動經濟目的, 進而產生促進法發展的動力。自然的目的要通過利己的目的 (如與事物、生殖等相關聯的快感) 才能達到。因此, 社會及國家的目的也要利用利己的需求來實現。例如, “交往”作為社會目的, 它要通過“褒獎”激活利己的需求。同時, 耶林強調, 國家的目的要通過本質的強制才能實現[2] (P229) 。而法律, 在本質上, 就是實現社會交往的強制手段[3] (P292) 。在此基礎上, 耶林給法下了一個定義:在形式上, 法是適用于一個國家的強制性規范的總和;在實質上, 法是國家所確保的社會生活條件的保障[2] (P229) 。正是據此, 耶林強調, “為權利而斗爭是一種對權利人自己的義務”[4] (P12) , “主張權利是一種對集體的義務”[4] (P25) 。顯然, 耶林是嘗試從法所產生的社會基礎的角度來解釋法, 這使得其理論不再是邏輯的和心理學的, 而是社會學———功利主義的[5] (P166) 。

  通過對遵循因果關系的事實的探究, 法學自然主義使被釋義學權威與自然法玄思塵封了數百年之久的事實得見天日。自然主義不斷地澄清事實, 是要嘗試去除幻想:現行法及其正義內涵僅取決于歷史、政治與社會的偶然事件嗎?自然主義試圖為法的合法性問題提供一個可靠的根據, 據此, 其也就具有倫理的意涵。而且, 自然主義強調, 只有先精確澄清法適用的事實條件, 才能精致化現行法秩序的價值理解。這恰恰是法律實證主義所遺忘的:假使沒有認識到人類作為社會的生物, 質言之, 假設沒有法律人類學的話, 要得到人類法之當為價值認識是不可能的[1] (P546) 。今天, 被歸于法學的事實科學之門的傳統的法律史學與比較法學、法社會學以及刑法領域的犯罪學, 都是自然主義的光輝遺產。

  自然主義強調了事實的目的性, 但法的目的對法釋義學與法政策學卻具有不同的意義:作為法釋義學應引導正確的法適用, 作為法政策學應引導正確的立法, 由此, 法的目的便具有雙重含義, 當我們追問目的的主體為誰時, 這個問題就會顯示出來[1] (P544)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在自然主義的脈絡中, 在被嚴格決定的社會事件里, 沒有可為法設定目的的自由意欲之人。因果性的法律說明談到人的目的時, 其所指的僅僅是:去研究本身已被決定的且被意識到的人類立法的動機[1] (P544) 。這樣, 人的自由意欲及行為, 就與此自由意欲及行為之形成動機的力量區分開來。據此, 法的目的問題就轉化為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問題, 上述目的的雙重含義所導致的矛盾隨即消解。但是, 這種解決辦法狡猾地回避了問題, 但對司法活動沒有任何助益, 因為法律事實上涉及各種各樣的、彼此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的目的, 例如, 立法既保護個人利益, 也保護集體利益與社會利益, 它們的關系應當如何, 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有立法的妥帖安排的, 但是這些相互矛盾的事實, 卻都可以獲得法律的因果性說明。耶林雖然對目的做了劃分, 并清晰地界定“目的”與“利益”的概念, 但對于目的的主體、法所實現的各種目的與利益的先后問題, 他的論述是模糊的, 他并沒有總結出法學研究與法官審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6] (P234-235) 。自然主義在方法論上的空白, 有待日后的利益法學來加以填補。

  除了上述缺陷, 自然主義尚有一個疑問未獲解決:法的現實基礎之倫理意涵從何獲得?因果性的原因探究、個人與社會的動機分析都是去認識事實的正當程序與有效方法, 但這尚不能提供正確之法適用, 立法與法政策以標準, 因為正義價值固然與事實相關, 但并不能由彼處得出[1] (P543) 。耶林指出, 對法學而言, 不是邏輯, 而是目的思考才是決定性的, 因為法學不是數學, 但是, 法的目的不會自動產生, 耶林遂把社會視為真正的立法者, 法從社會目的中獲得其內容。但是, 社會本身卻無法為目的評價, 那么, 對目的的評價是從哪里獲得的呢?耶林沒有給出答案。以耶林為其精神倡導者的利益法學雖然在方法論上對耶林及自然主義有補充之功, 但同樣亦復如此[5] (P167) 。由于目的評價直接影響目的及其實現, 因此, 目的與目的評價、目的主體與目的評價主體又緊密地勾連起來。自然主義與利益法學對此問題的解釋付諸闕如, 但這一缺口卻為評價法學開放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

  三、從目的法學到利益法學

  耶林的目的法學引出一個口號:不是邏輯優先, 而是生活價值居首, 從而將法學從事實科學發展為實踐科學。但是, 耶林雖然強調了生活對于法的決定意義, 卻沒有討論法律應當如何面對生活, 其僅為法律實踐提出要求而沒有指明路徑。在方法論上考量現實問題, 是由黑克所創的利益法學的貢獻。

  黑克強調, 利益法學探討的是“實踐法學的方法論”, 而不是法哲學[7] (P231) , 法律方法論的核心問題是司法審判中的“法律獲得問題”[2] (P188) 。黑克在《法律獲得問題》的論文中指出, 法律秩序由命令組成, 這些命令應該構建生活, “活潑的、急迫的和挑戰性的生活”。生活的需要就是“利益”, 其不僅指物質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利益, 還指精神的利益, 包括文化的、道德的和宗教情感的珍視等方面的利益。法具有領會與保護這些物質和精神的利益的使命, 只要這些利益是值得維護的[7] (P232) 。法官在適用法律時, 首先必須檢驗這條法律是否包含適用于所解決問題的命令, 如果包含, 則可直接運用傳統的方法論進行裁判。但是, 正如黑克所指出的, 法律所定之法秩序充滿漏洞。法官不能只借由將之涵攝到法律規定之下的方式, 取得正確的案件裁判。那么, 在遭遇法律的漏洞時, 法官該當如何?概念法學的解決途徑是“通過法律概念的結構來填補漏洞”, 即從各個命令中抽象出普遍的要素, 再組成概念, 然后對這些概念進行定義, 再利用它們作為新的命令來源去填補法律漏洞[2] (P188) 。黑克將這種方法稱為“倒置法”, 質言之, 其顛倒了法官發現法規范的實際流程, 認定是由邏輯性操作來取得社會性的正確判斷[1] (P549) 。該方法是將概念視為單個命令的原因, 甚至看作法的原因。但事實恰好相反, 法的原因是利益[2] (P188) 。法領會與保護利益, 但人的利益并不總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的, 它們相互遭遇, 可能一起指向同一方向, 但也可能相互沖突。利益抵觸、利益沖突涉及法[7] (P232) 。法律規定主要涉及為保護特定社會上的利益, 而犧牲其他利益[8] (P1) 。例如, 如果法保護所有人的權力地位, 就意味著另一些人的貪念與他們利益的實現受到約束。法總是偏愛某些利益甚于其他利益。法通過利益權衡來決定實際的和可能的利益沖突。那些優先或至少要被一起來考慮的利益, 對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它們是法律命令的原因。這對法律實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 對立法而言, 立法意味著法的意志在現代國家將某些利益評價優先濃縮為法律命令, 在此法律命令中, 這些利益的優先性獲得法的效力。同樣, 在把制定的法運用到生活中, 在解釋中, 在填補漏洞中, 在修正制定法中, 必須考察那些有因果關系的利益, 并根據立法者的意志使之發生作用[7] (P232) 。黑克對法律漏洞的概念做了精確化的界定, 他指出, 價值判斷優先于對法律漏洞的確定, “漏洞”是“缺少了所希望與所期待的存在”[2] (P188) 。從黑克對價值判斷與法律漏洞的關系的描述中, 我們其實已經可以預見到他對填補法律漏洞的可能方法論立場。

  在界定法律漏洞的概念及批判傳統的“倒置法”之后, 黑克提出其所認為的填補法律漏洞的正確方法。他認為, 在出現法律漏洞時, 法官必須思考是哪些利益出現對立, 然后他必須將利益的狀態與法律規定的利益權衡標準比較。如果他在法律中發現一個命令, 其來自一個與某個具體情況相對應的利益沖突的權衡, 那么他就要受到法律上利益評價的約束, 這是一種“遠程作用”。黑克稱這個過程為“類推解釋”。但是, 如果在法律中找不到適合于某一具體利益沖突的評價, 或者法律的命令本身不健全時, 那么該怎么辦呢?黑克認為,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法官有義務為“獨自評價”或進行“命令修正”。這時, 法官不可能得到單純的類推結論, 而是充當“立法者的助手”之角色。黑克強調, 法官在為“獨立評價”或“命令修正”時, 不應以一般的社會價值評價為標準, 而必須遵循法律的目的, 即使裁判結果違背在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評價[2] (P188-189) 。黑克也意識到即便在遇到法律漏洞時, 法官的行為仍然要受到立法者的評價的約束, 但事實上, 法官可能已經不僅僅是“立法者的助手”, 而其實就是“立法者”了。黑克承認法官法的獨立意義, 他認為, “法官造法的權力”這個說法是允許并值得推薦的[6] (P237) 。但是, 黑克始終強調, “忠實法律的原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 法官應盡可能尊重立法者的意志, 即使是“命令的修正”, 也是法官通過這種方式使權衡利益的立法者的真實意志得到顯露[7] (P233) 。

  四、利益法學的方法論立場

  黑克的這一觀點, 使其在填補法律漏洞的具體方法上反對客觀解釋而站到了主觀解釋的陣營。黑克提倡“歷史利益的研究”的方法, 據此, 哪些沖突應按照法律的字面意義, 并結合現實關系加以解決并不重要 (客觀的解釋理論) , 重要的是, 立法者對哪些沖突進行了“仔細考察”并希望加以解決[2] (P189) 。黑克將立法者與法官的這種關系比喻為主仆關系:仆人并非毫無識別力, 而是要以“有所省思之服從”的方式來追隨立法者已做出的利益選擇[1] (P550) 。基于對法治國的維護之考慮, 利益法學申明了受制定法約束的原則, 從而將其理論定位為法官之法律適用的技術理論, 而非法官造法、更不是證立法的理論[1] (P550) 。這與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是一致的, 而與自由法學的意見相左。但是, 利益法學又認為利益評價優先于立法, 利益評價是制定法的原因而非相反。利益法學將制定法置于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力量之原野, 對這些力量的尊重, 首先明確了制定法在法的意義上被安排的功能[7] (P233) 。利益法學允許法官求助于先在于制定法的利益評價而做出超制定法的———但不是超法的———權衡[7] (P241) 。據此, 利益法學使自己與制定法本身靜止的概念和結構脫鉤而超越制定法[7] (P233) 。這樣, 利益法學又不同于法律實證主義而與自由法學的觀點相容。但是, 與自由法學承認法官的自由意志不同, 利益法學強調了利益評價———作為制定法的原因, 不管其是否已經濃縮為法律命令———與法官裁判的因果關系。據此, 利益法學又不同于自由法學, 而具有法學自然主義的意味。利益法學上述種種矛盾, 根源在于它未能克服在法治國家之實證主義與社會之法律目的觀察間的二元論。從利益法學與法學自然主義的此等關系中, 我們可以看到自然主義對事先澄清法律事實對于利益法學的基礎性貢獻, 但是, 也正是由此,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 利益法學雖然在方法論上進一步精細化目的法學, 但其仍未能對優先選擇特定利益一事提供超實證的理由, 因此, 其最終只能陷入與自然主義相同的困境:由實存躍進為法律當為。如前所述, 自然主義與利益法學的這一共同難題, 恰好構成評價法學的理論起點, 從這個起點出發, 評價法學將把法學推向一個新的紀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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