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域法學理論對金融法院發展的作用

摘要: 金融法院是司法實踐適應金融領域發展新需求的產物, 它在審判組織、審判理念、審判方法等諸多方面突破了傳統部門法學理論, 并表現出綜合性審判的新特征。基于此, 部門法學理論已無力再為其提供應有的理論供給;而領域法學理論恰好修正了部門法學理論的缺陷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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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金融法院是司法實踐適應金融領域發展新需求的產物, 它在審判組織、審判理念、審判方法等諸多方面突破了傳統部門法學理論, 并表現出綜合性審判的新特征。基于此, 部門法學理論已無力再為其提供應有的理論供給;而領域法學理論恰好修正了部門法學理論的缺陷與不足, 應當成為金融法院實踐與發展的新理論依據。領域法學理論以領域問題為導向, 并以領域問題的一體化解決為中心, 是一種綜合性與開放性的法學方法論, 可以在審判理念、功能定位、法律適用、審判組織與程序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為金融法院提供契合性的理論依據與指導。

  關鍵詞:金融法院; 領域法學理論; 部門法學;

法學畢業論文

  一、部門法學理論供給不足與專門金融法院的產生

  長期以來, 部門法學理論一直是我國法學研究與法律適用的主要法學理論基礎。根據這一法學理論, 整個法律被劃分為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等法律部門, 并進一步相應設置了民商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刑事審判庭等法律適用設施體系。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做法, 對于分門別類地把握實在法現象及區別性地實施相應法律規范具有重要意義, 也能夠讓性質各異的實在法得到較為準確地適用, 從而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保障社會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隨著社會經濟愈加復雜地發展, 社會關系日趨交叉綜合, 社會領域性問題日益凸顯, 特定領域的特定法律需求也日漸迫切。此時, 部門法學理論因其注重強調各部門法律及其法律適用之間的性質差異與分野, 故而顯現出阻礙法學研究、阻礙法律適用的不良一面, 并且這種情況在日益加劇, 尤其在金融法律領域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部門法學以社會關系或曰利益關系的分類為邏輯起點, 將調整不同類別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界定為不同性質的法律, 并以此為基礎開展法律研究與適用。這種類別化的思維和方法論, 在解決可以被分類法律適用的法律現象時會十分便利與有效, 但在面對綜合性、交叉性法律現象問題時卻常常捉襟見肘甚至失靈。金融領域里的法律現象問題就具有很強的綜合性、交叉性, 其問題若被人為地拆分式法律適用后, 將可能造成無法有效解決的不良后果。金融領域問題的綜合性和交叉性至少表現為以下方面:法律現象與金融、經濟、科技等其他非法律現象的交叉與綜合;法律現象與政治、社會現象問題的交叉與綜合;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國際法等不同性質部門法現象的交叉與綜合;國內法律現象與國際法律現象問題的融合交叉等等。例如, 互聯網金融投資糾紛問題, 它既涉及到法律問題, 又涉及到金融問題和互聯網科技問題;既涉及到債權債務、物權等民商事法律問題, 又涉及到金融監督管理的行政法律問題;還涉及到諸如非法集資、非法經營金融業務等刑事法律問題, 而且還可能涉及到國際投資融資等國際金融及其規則的問題, 其交叉綜合性顯而易見。如此, 一項互聯網金融投資糾紛問題, 如按照傳統部門法學理論, 則必須將其拆分成不同性質的法律現象問題, 而由不同的審判庭甚至不同法院的不同審判庭予以分別管轄和審判, 這顯然是對糾紛問題解決的人為隔裂, 也是對糾紛問題統一解決需求的悖離。再如, 普通的非上市公司股票集中代理交易的糾紛問題, 這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民商事法律現象問題, 至少還涉及到代理交易許可的行政監管問題、是否非法開設證券交易場所的刑法問題以及金融市場發展的價值導向問題等等, 需要一體化一攬子妥當解決, 而不是將其肢解后分別解決, 更不是先將其當成民商事問題予以解決, 待發現是行政法律關系問題或刑事法律關系問題時再暫停民商事解決程序而推給行政或刑事審判庭予以解決。從金融領域問題的綜合性交叉性及其司法需求上來看, 部門法學理論供給同金融領域法律現象問題解決需求之間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與矛盾, 部門法學理論已經不能為金融領域問題的法律解決提供應有的理論依據與支持。

  為了突破部門法學理論所形成的羈絆與障礙, 2008年上海市浦東新區在全國率先組建了專司金融審判的金融法庭, 隨后, 上海在中級法院層面也設置了相應的專門金融審判庭, 全國其他地方的一些法院也都針對性地設置了金融審判庭。2017年7月, 上海浦東法院金融審判庭更是開始探索建立金融商事、刑事與行政“三合一”的金融審判工作機制。[1]這些專門金融法庭的實踐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原來涉及金融審判中所遇到的困難問題, 取得了不錯的金融審判效益。在此基礎上, 2018年3月2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 隨后,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并于2018年4月28日起施行, 從而成立了我國第一家專門金融法院亦即上海金融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 上海金融法院的受案范圍為“專門管轄上海金融法院設立之前由上海市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 (1)

  無論是金融審判庭的設置, 還是“三合一”金融審判工作機制, 抑或上海金融法院, 都體現了在金融領域法律現象問題司法解決方式上的一定的綜合性, 也都開啟了注重契合金融領域問題綜合性解決需求的新型司法審判實踐進程, 是在金融司法實踐上對傳統部門法學理論的應有揚棄。

  二、金融法院實踐突破部門法學理論的表現及其新理論需求

  目前, 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專門金融法院的實踐探索對部門法學理論范式的突破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不再按照部門法的性質為標準來設置審判庭這一法律設施, 而改為按照問題領域的性質為標準來設置, 即對金融領域問題設置專門的金融審判庭、金融法院來統一管轄和處理。

  二是不再完全按照部門法的性質來確定案件受理范圍與審判組織, 而更多地按照問題領域的性質為標準對金融領域糾紛問題予以統一受理, 并由同一審判組織或者通過審判組織之間的密切聯動來統一審判。例如, 上海浦東法院金融法庭的“三合一”金融審判工作機制, 其在審判范圍的確定上就不再以部門法性質作為標準, 而是以金融市場要素為劃分依據, 即在金融“三合一”的審判理念下, 對交易主體、交易工具、交易對象、交易價格、交易環境等整個金融市場要素進行綜合考量, 以劃定金融“三合一”的審理范圍;同時, 在審判組織方法上采取集約受理、多庭審理并立到一庭獨審的方式, 整合既有的金融審判資源, 將原先金融庭審理的金融商事案件、行政庭審理的金融行政案件、刑庭審理的金融刑事案件轉變為由金融庭這一單獨的審判組織統一負責審理, 并且打造復合型金融審判力量進行交叉審判, 即成立專門的金融“三合一”審判團隊, 由具有刑事、商事和行政不同背景的法官組成合議庭或具有刑事、商事、行政背景的法官交叉審理各類金融案件。[2]這種“三合一”金融審判工作機制可謂是對部門法學理論之民商事庭審理民商事案件、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刑庭審判刑事案件理論實踐范式的顛覆性突破。

  三是在審判理念上不再按照部門法學理論的分解式思維來考量問題, 也不再按照部門法學理論分解式、被動式地追求單項部門法適用合理性的局部審判目標, 而是體現綜合性、整體觀的視野理念并以整體性、綜合性解決金融領域問題為審判目標。根據《關于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設立上海金融法院, 目的是完善金融審判體系, 營造良好金融法治環境。要圍繞金融工作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任務, 發揮人民法院的職能作用, 對金融案件實行集中管轄, 推進金融審判體制機制改革, 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水平, 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金融審判體系。”根據這一精神, 專門金融法院司法審判體系應當依據整體性的思維與視野以促進“金融工作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作為當前及未來一定時期最根本的審判理念目標, 并且在具體的路徑上, 應當是綜合運用民商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尋求金融領域問題的整體性法律適用與一體化綜合性解決, 而不是區分性地、局部性地分別實現民商事法律適用目標、行政法律適用目標或刑事法律適用目標。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金融法庭和金融法院的實踐探索, 打破了部門法學理論所設置的部門法之間的鴻溝藩籬, 拋棄了部門法學的諸多理論邏輯, 是一種全新的法律實踐探索。然而, 任何實踐只有獲得正確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才會更加具有自覺性和生命力, 而傳統的部門法學理論顯然已經無法再為這些法律實踐提供應有的理論依據支持, 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專門金融法院實踐需要新的法學理論作為其當下實踐活動和未來發展的依據與指導。

  三、領域法學理論是專門金融法院的新法學理論依據

  部門法學理論的特點在于其方法論上強調解構性、區別性, 并尋求各部門法自身理論的自給自足;而領域法學理論則不同, 其在方法論上的特點是強調綜合性、整合觀和開放性, 并且否定各領域法自身的自給自足性, 以尋求領域法律現象問題的綜合、徹底的解決。領域法學理論, 是基于社會經濟日益交叉性、綜合化、領域化發展的事實而對部門法學理論缺陷與不足進行反思的產物, 是我國法學理論新近發展的重要成果。

  領域法學 (Field of Law) 是指, “以問題為導向, 以特定經濟社會領域全部與法律有關的現象為研究對象, 融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多種研究范式于一體的交叉性、開放性、應用性和整合性的新型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3]領域法學理論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內涵:

  1. 領域法學是一種以領域問題為導向的綜合研究方法論

  它以領域性問題為中心并以解決現實世界不同領域的問題為核心目的, 其在方法論上體現了鮮明的問題中心意識主義。由于在現實世界中所面對的、需要解決的問題總是綜合性的, 因此, 領域法學基于這一現實在具體方法論上秉持了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的綜合性與開放性, 既融合了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要素, 還綜合借鑒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要素, 甚至還借鑒吸收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與方法, 以正確理解和解決現實世界中以法律現象為表征的綜合性社會問題。

  2. 領域法學是法律規范分類和集成的方法

  由于以領域問題為中心, 所以領域法學“所關注的不是被調整對象的法律性質, 而是所涉事務的性質”[4], 其在分類和集成法律規范的標準上所依據的也是不同領域的特定社會事務的自身性質而非調整對象的法律性質。具體而言, 領域法學這種分類和集成法律規范的實用方法包含三層含義:一是以不同領域和該領域內問題所涉社會事務的特點、性質為標準對法律規范進行類別劃分, 而不以部門法為標準, 以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規范;二是生成特定法律規范體系的方法, 包括根據領域問題的獨特性形成或創設該領域相應特定的法律規范與法律規范體系, 以合理規范與治理該領域內的問題;三是“對領域法律規范的集成式或曰整合式適用”[5], 即領域法學理論要求對某一領域的法律規范進行集成式、整合式地適用。

  3. 領域法學是全面解決領域世界問題的視野與路徑

  相對于部門法學解構式分析解決問題的視角, 領域法學是綜合性解決現實領域世界問題的視野與路徑。領域法學理論充分認識到了“法律現象領域化和復合化”[6]及法律問題綜合化的現實, 以順應“法律問題跨界發展”[7]、法律現象愈加領域化社會發展趨勢的態度, 強調全貌性地審視分析各個不同社會領域問題, 并以綜合化的方法路徑全面整體性地解決現實領域世界問題。

  從領域法學理論的以上內涵和特點中我們可以看出, 這一理論正好彌補了部門法學理論的不足, 是對社會經濟新發展新需求的正確反映。領域法學理論中的“領域”顯然包括“金融領域”, 金融法學是領域法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并且從事實上看, 我國金融法庭及專門金融法院的實踐探索實際上是在實踐中對領域法學理論的一種自發體現, 領域法學理論也正好可以為金融法庭及金融法院司法實踐現象提供合理的理論解釋。因此, 領域法學理論應當成為專門金融法院當下實踐活動和未來發展的新法學理論依據與指導。

  四、領域法學理論對金融法院發展的指導作用

  領域法學理論填補了部門法學對金融司法實踐理論供給不足的空白, 能夠為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專門金融法院的發展提供正確的法學理論指導。舉其要者, 領域法學理論作為一種法學方法論, 至少可以在審判理念與金融法院的功能定位、審判組織方式與審判程序、金融法律規范的創制與適用、金融審判人才的培養等方面為金融法院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指導作用, 下面簡要分述之。

  1. 對金融審判理念與金融法院功能定位的指導作用

  金融審判理念是指法官在適用金融法律的司法活動過程中所應當遵循的指導思想與目標信念。金融審判理念同金融法院的功能定位密切聯系、相互作用, 有什么樣的審判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功能定位, 反之亦然。而根據中央深改委《關于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 金融審判理念及金融法院的功能定位, 從最高位階的意義上來說, 應當是促進“金融工作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這樣的審判理念與功能定位顯然是以金融領域中問題的妥善解決為中心的, 而不僅僅在于個案法律適用的公平與正義。領域法學理論強調以解決領域中問題為中心任務的范式內容正可以為此提供指導。

  根據領域法學理論, 金融審判應當著重分析金融領域所涉事務的本身性質與需求, 而非僅是調整對象的法律性質與需求, 把握該等事務的獨特性并綜合地運用部門法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方法要素, 以實現所涉事務問題整體性解決的目標。因此, 在金融審判理念與金融法院功能定位的問題上, 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的設計者與實踐者完全可以不局限于部門法學理論要求區分法律關系性質和法律規范性質的羈絆, 直接以如何促進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如何防控金融風險、如何促進深化金融改革這些金融領域問題的解決為邏輯的出發點和歸宿, 大膽開拓、不斷創新, 以獲得最契合金融領域問題特性與需求的金融審判理念與專門金融法院的功能定位。

  2. 對金融法律規范創制與適用的指導作用

  普遍認為我國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一項重要直接目標任務就是要通過司法裁判適時創制相關金融規則, 以適應金融快速發展所導致的即時性和效率性需求, 并彌補金融立法落后于金融市場發展的缺陷。這種金融規則創制的目標任務, 既包括通過對新型金融案件的創新型裁判來實現對金融市場應有規則與價值的引領[8], 也包括通過對國際金融案件的審判來創制國際金融市場規則、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治理、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規則建構中的話語權[9]。前文已經述及, 領域法學理論是法律規范分類、集成和創制的方法, 它以領域為標準來劃分法律規范, 并基于領域中問題的特性來集成和創制法律規則。因此, 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金融法院司法審判體系在未來的金融規則創制過程中, 應當主要緊扣金融領域及其問題的特性與需求, 并根據既定的審判理念, 及時創制和引領出新的金融規則, 而不必再徘徊猶豫于所創制出規則應當歸屬于哪一個部門法的疑慮和困惑。例如, 國際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安全港規則、信用支持規則、單一協議制度、終止凈額結算規則, 這些規則如按照傳統部門法理論與衡量, 其明顯與民法 (包括合同法、擔保法、破產法、物權法等) 和金融監督管理法律規范, 有著激烈的沖突, 但是它們卻是行之有效和廣泛接受的良好制度, 甚至構成了國際衍生交易的制度基石, 是國際衍生交易市場的重要金融基礎制度設施。 (2) 而我國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要能夠創制引領出類似這樣的金融規則, 就必須要以金融領域及其中的問題特性和需求為基點, 也就是要以領域法學理論為指導。

  在金融法律規范的適用上, 領域法學理論同樣可以給金融法院以應有的指導。由于金融審判應當是以解決金融領域問題為中心, 而金融領域問題總是具有綜合性, 因此, 不可人為地將其拆分為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之后而隔裂性地分別予以解決, 相反, 金融領域問題應當根據領域法學理論的要求, 綜合適用刑法、民商法、行政法以整體性解決。不僅如此, 為了較好地實現促進“金融工作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根本理念目標, 金融審判還應當開放性地吸收和運用其他相關的非法學學科的方法要素, 例如金融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 否則將可能導致不當隔裂金融法律與金融經濟之間的天然作用聯系, 并因此導致目標偏離的不良后果。

  3. 對金融審判組織方式與審判程序的指導作用

  審判組織方式和審判程序是影響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的審判理念和功能目標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鑒于中央深改委強調要“對金融案件實行集中管轄, 推進金融審判體制機制改革, 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水平, 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金融審判體系”, 加之金融領域問題本身所具有的綜合性, 因此, 金融審判組織方式與審判程序應當體現集中管轄性、綜合性、公正性、高效性以及權威性。前文已經指出, 領域法學理論, 是對領域法律規范的集成式或曰整合式適用的一種方法論, 也是綜合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視野與路徑。據此, 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在確定審判組織方式和審判程序時, 應當改變部門法學理論的部門式、區分式的法律邏輯思維, 轉而采取集成式、整合式、綜合式的整體觀和綜合觀的方法論, 并設計出能夠統一、高效解決金融領域糾紛問題的審判組織形式和審判程序方式。

  例如, 被冒名辦理信用卡糾紛訴訟的審判組織和審判程序問題。被人冒名辦理信用卡所造成損害的糾紛多會歸結為銀行違反審慎義務, 此時該如何追究銀行的責任問題, 包括受損害人的財產損失、受損害人被納入征信黑名單所造成的損失, 甚至受損害人被刑事追訴而導致的名譽損失精神損失等等, 這在傳統的司法審判體系中遇到了較大障礙。傳統的司法審判體系及其實踐主要是依據部門法學理論來形成與開展的, 而這就要將前述糾紛分拆成不同的訴并分別由不同的審判庭甚至不同的法院進行處理, 比如拆分成信用卡糾紛訴訟、侵權糾紛訴訟、國家賠償訴訟等等。但這種分拆難以統一徹底解決糾紛問題, 也不利于良好化解社會矛盾, 甚至還可能造成當事人感覺司法不便, 客觀上也是司法資源不必要的重復和浪費, 很不合理。然而, 如果按領域法學理論的綜合性方法論來處理的話, 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也就是將這些多個訴求放在一個訴訟或者盡量少的訴訟之中, 由一個審判組織 (合議庭) 來統一解決, 并對金融領域法律規范予以集成式、整合式的適用, 如此就可以統一、徹底、高效地解決被冒名辦理信用卡糾紛的后果責任問題, 既有利于快速化解社會矛盾、快速恢復良性信用卡金融秩序, 又可以節約大量司法資源。

  4. 對金融審判人才培養的指導作用

  面對金融領域問題綜合解決的需求, 金融審判人才就必須是復合型人才。這種復合型不僅僅在于對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國際法等部門法知識能力的復合, 而且更要具備開放性的復合。根據領域法學理論, 為正確、高效地解決金融領域中的法律現象問題, 不僅要融合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要素, 體現“諸法合一”, 而且要綜合借鑒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要素, 甚至還應當借鑒吸收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可見, 金融審判人才培養的復合性, 是一種開放性的大復合, 而不僅僅是部門法律內部的小復合。因此, 未來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我國專門金融法院司法體系, 在培養金融審判人才時, 應當強調對解決金融領域問題所需的全要素知識的培養, 也就是說, 要通過培養使承擔金融審判工作任務的審判人才, 不僅掌握法律知識技能, 而且要盡量“諸法合一”, 不僅懂法, 而且要盡量具備金融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其他非法律學科的知識。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只要手段得當, 就一定能夠完成。例如, 可以采取復合型人才培養加外部咨詢專家配置的方式來解決, 即一方面培養具有不同側重的復合型金融審判人才, 另一方面建立與金融領域問題解決需求相關的、齊全的外部審判咨詢專家隊伍, 以順利實現對金融領域糾紛問題的綜合性審判。

  結語

  金融法庭的產生與上海金融法院的設立, 固然有其很多的原因, 例如金融爭端解決能力和效率的需求性原因、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法律保障需求原因、審判思維國際化與審判標準統一化的原因等, 但是從法學理論供給的角度來看, 其原因則是在于當金融行業領域日益綜合化、復雜化發展之后, 傳統的部門法學理論已經無法完成有效的法學理論供給。在這種情況下, 包括金融法庭在內的金融法院實踐就必須要有新的法學理論供給, 而這正是領域法學理論。領域法學理論, 作為一種整合觀、綜合觀和開放性的方法論, 能夠為金融法院司法體系當下的實踐活動及其未來的發展提供應有的法學理論依據與指導。

  參考文獻
  [1]黃鑫, 顧天翔.提升專業化水平聚力發揮綜合效能——上海浦東法院金融審判“三合一”模式的探索[N].人民法院報.2018-05-23.
  [2]黃鑫, 顧天翔.金融“三合一”審判的理念、方法與路徑[J].人民司法 (應用) . 2018 (22) .
  [3]劉劍文.論領域法學——一種立足新興交叉領域的法學研究范式[J].政法論叢, 2016 (5) .
  [4]熊偉.問題導向、規范集成與領域法學之精神[J].政法論叢, 201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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