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歐盟體育賽事知識產權的保護探析

摘 要: 采用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分析了歐盟法律和歐盟成員國法律中針對體育賽事知識產權所適用的一些法律工具。研究表明, 即使在沒有專門針對體育賽事的歐盟協調的情況下, 目前的法律框架也能夠很好地為體育產業這一領域的投資提供保護。基于傳統和新形式的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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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分析了歐盟法律和歐盟成員國法律中針對體育賽事知識產權所適用的一些法律工具。研究表明, 即使在沒有專門針對體育賽事的歐盟協調的情況下, 目前的法律框架也能夠很好地為體育產業這一領域的投資提供保護。基于傳統和新形式的產權、知識產權和同源權利仍然可以為體育組織者提供充分的保護。體育賽事在專門的場館舉行, 體育組織者可以要求獨家使用權, 然后再出具有條件的準入協議。體育賽事的錄制和播出可能會牽扯到各種知識產權的問題, 特別是在版權及相關權利領域。國家層面采取的特殊形式的保護措施, 為體育活動組織者的權利提供了一層額外保護。

  關鍵詞: 歐盟體育賽事; 知識產權; 場地使用權; 版權;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some of the legal tools available to organizers of sporting events under EU law and the law of EU Member Stat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even in the absence of EU-specific coordination of sporting events, can provide good protection for investment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dustry. Based on traditional and new forms of property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omonymous rights can still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sport organizers. Many sporting events take place in specialized venues. Sports organizers can claim exclusive rights and then issue conditional access agreements. The recording and broadcasting of sporting events may involve a varie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Special forms of protection have recently been adop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layer of protection for the rights of sports organizers.

  Keyword: EU sports ev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venue rights; copyright;

  2011年, 歐盟法院 (ECJ) 宣布體育賽事并不屬于版權主題的活動, 如果沒有適當形式的法律保護措施來保護體育賽事組織者的巨額投資和體育賽事知識產權, 那么體育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受到阻礙。歐洲是全球體育運動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對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國內外學者對體育賽事知識產權相關領域早有研究。黃世席 (2008) 認為, 歐盟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出售, 在具體國家以及某些國際性體育組織主辦的賽事轉播方面有所不同, 歐盟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出售要遵守歐盟法尤其是競爭法的規定, 同時也要考慮到公眾對重要賽事的知情權[1]。邱大衛 (2003) 、戴爾芬·佛海登 (2003) 認為, 體育賽事轉播權屬知識產權的范疇, 應受《著作權法》保護[2][3]。于振峰 (2003) 則認為, 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著作權法中的鄰接權[4]。張旭霞 (2003) 認為, 體育賽事轉播權類似于鄰接權中的表演者權, 體育賽事轉播權也可以歸納為控制對現場體育比賽進行固定如錄音錄像的權利、控制將現場比賽向公眾廣播或傳播的權利等[5]。張志偉 (2013) 認為, 合同法可以對體育賽事轉播權提供間接的民法保護, 但合同法的保護方式在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顯得力不從心[6]。本文旨在研究歐盟法律框架, 該框架由立法委員設計并經由ECJ應用于體育部門, 以保護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同樣, 它也著眼于特定的相關國家干預措施, 特別是與現行的歐盟框架相一致的部分。

  1、 體育賽事

  1.1、 版權

  2011年, 歐盟法院就英超聯賽上的一項判決表明, 體育賽事, 尤其是足球比賽不符合歐盟版權法規定的受保護的對象標準。法院解釋說, 為了能夠被定義為“作者本人作品”, 被研究的對象必須具備原創性, 即是作者對自己知識的創造[7]。然而, 體育賽事不能被看作是智力創造。這一點尤其適用于足球比賽, 因為足球比賽規則不允許有創造性表達自由的空間[7]。法院甚至進一步指出, 在知識產權領域, 體育活動不受歐洲聯盟法律的保護, 因此也不被鄰接權或其他相關的版權保護。盡管法院排除了歐盟版權保護體育賽事, 但它卻開放了知識產權領域的國家形式的保護手段。根據法院規定, “體育賽事, 本身具有一個獨特的, 在某種程度上, 原創的特點, 這可以將體育賽事轉換為對象案例, 成為保護作品方面值得保護的對象, 并且在適當的情況下, 通過全國各級法律條款, 保護可以被授予”。歐盟成員國提供這種保護的唯一可能方式是:鄰接權或其他類似形式的特殊保護[9]。

關于歐盟體育賽事知識產權的保護探析

  可以進一步觀察到, 法院遵循其著名的Infopaq判決法理學, 理由是它的裁決否定了體育活動本身的版權, 因為其缺乏自由和創造性的選擇和作者的個人特色。在這方面, 本文可以提出以下兩種觀點。首先, 可以推測,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某些特定的體育項目, 如體操、花樣滑冰、花樣游泳或其他嚴格遵循要求的活動, 可以被視為受版權保護的藝術作品。其次, 人們認為體育賽事缺乏自由和創造性的選擇, 而這一觀點可能會受到挑戰。在某些情況下, 特定的動作或技巧的執行需要一些可能不是純技術性質的選擇, 或者換句話說, 這些動作不僅僅是一個技巧的執行。這樣的選擇是否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特點。綜上所述, 在可能的限制條件 (與特定情況下體育表現基于運動規則相關) 下, 體育賽事本身不是在歐盟版權法下的原創作品, 這種保護的排除是有限的。

  1.2、 所有權、專用權和“場地使用權”

  體育賽事通常在場館、線路和跑道等專用場地舉行。這些典型情況下, 場地適用易于控制, 四周邊界例如墻、門和大門不僅界定并劃清了體育賽事進行的范圍, 而且也在物理層面界定了進入會場的范圍。排他性的物質能力和相關的法律權力, 是構成所謂“場地使用權”的關鍵要素。然而, “場地使用權”并不是一個嚴格、具有明確界限的法律范疇。相反, 它構成了一個術語, 法律學者和法院經常用來進行一種常見的詮釋構造:以財產為基礎的權力來控制入場和基于合同的員工入場條件。針對這一解釋的構建, Jaaskinen (2013) 提出了一個清晰、簡潔的觀點:基于權限的合同能夠控制一個特定的場館地點的使用, 這樣的合同通常會規定在何種情況下, 哪些人員可以查看、錄制或轉播體育賽事。然而, 這種規定是建立在合同契約關系之上的, 而不是基于產權[10]。

  撇開目前有關特殊保護手段以及有關電視信號版權的所有權和鄰接權的考慮, 運動組織者為他們的投資獲得保護的可能性主要基于專用權和場館使用許可管理權的組合, 以及排他性合同協議的契約網絡。實際上, 體育賽事的組織者就是體育設施的所有者或獨家用戶[11]。因此, 體育組織者的專用權可以是體育場的產權, 也可以是體育組織者和場館所有者之間的合同協議。出于目前的目的, 這種排他性的來源, 無論是基于產權的還是基于契約的, 都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于, 有一種排他性, 是基于產權的, 并且這種排他性可以被合同轉讓。

  因此, 場館的所有者/獨家用戶擁有在場館內建立準入條件、行為規則的權利, 有權對觀眾、媒體、視聽公司和轉播公司規定必須接受的價格, 以進入場館并履行其職能。通常是在觀眾購買門票時, 也一并接受了場館條款和行為準證, 并可以就“場館規則”進行進一步的咨詢討論, 這些規則有時會公開張貼在場地, 以通知與會者。與音像制作和轉播公司的特別協議也得出定論, 明確規定媒體公司在轉播信號中報道事件、支付情況和轉播信號所有權的問題。體育賽事門票上附加的條款和條件已經發展成相當冗長的合同義務清單, 這些條文根據賽事的類型和商業相關性而有所不同。通過說明的方式的不同, 這些條款還包括了禁止攜帶危險或不適當物品進入體育場的規定、使用錄音和轉播設備的規定、未經授權傳播或錄音的規定。

  通過手機或其他錄音設備, 有時甚至是使用閃光燈攝影被明確禁止。然而, 正如法律總顧問Jaaskinen指出, 這些規則完全是基于合同的。因此, 當一位觀眾擅自使用個人設備, 比如智能手機, 成功地記錄一場比賽, 并將其上傳至某一在線網絡平臺, 那么遵守誠信協議的第三方將不會被合同協議約束。由此可見, 不能僅僅依靠這個基本合同, 去迫使平臺運營商以及其他任何第三方刪除網絡平臺上的內容。盡管有人認為, 業余錄音并不會對體育組織者造成嚴重的商業威脅, 在“場地使用權”的基礎上, 體育組織者的法律保護是沒有第三方影響的[12]。

  歐盟國家法院的判例法證實了描述的觀點, 并在某些情況下進一步闡述了“場地使用權”的概念。例如, 荷蘭最高法院裁定, 荷蘭足球協會, 或俱樂部, 有權禁止“場地使用權”基礎上的無線電轉播, 或對其索取報酬, 即有權控制進入體育場的人員, 有權規定禁止播放比賽的場內條款。然而, “僅告知公眾”或“比賽結束后的播報”是不違法的。在隨后的判決中, 海牙上訴法院澄清, 最高法院承認“場地使用權”的結果是, 后者只屬于控制場地的俱樂部, 而不是足球聯合會。因此, 該俱樂部可以獨家行使或推廣電視轉播其主場比賽的權利。上訴法院的判決隨后得到最高法院支持。

  1.3 、鄰接權:表演及演出的組織管理

  鄰接權是一個異類的范疇, 在這個標簽下的權利通常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著不同的活動, 所使用的管轄范圍也不盡相同。在歐盟層面上, 對于所有成員國來說有四個鄰接權是強制性的。其中三種也在國際層面上得到認可:表演者的表演、錄音和轉播組織的轉播。另一個是歐盟法律領域的獨特之處, 也就是電影制作人對電影第一次定影的權利[13]。

  就體育賽事本身而言, 其唯一享有的鄰接權可能與表演者的權利有關。表演者被定義為“演員、歌手、音樂家、舞蹈家和其他在表演文學或藝術作品進行行為、歌唱、發表、演講、演奏的人員”[14]。由于體育賽事不符合作者署名作品的標準, 運動員的執行活動和表演不能受到表演者權利的保護。體育賽事中唯一可行的標準例外是, 運動員根據一個預先定義好的創意腳本進行競技的運動項目, 例如有可能是花樣滑冰, 某些體操項目和其他類似的基于腳本的運動項目。目前還沒有發現關于這個假設問題的判例法。

  在成員國層面, 可以根據《德國版權法》第81條規定的德國鄰接權去保護商業表演的組織者, 得出的結論也同上類似 (即由于版權作品的缺失而不受保護) [15]。事實上, 這個鄰接權也需要一個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的表現, 才能實施。如上所述, 體育賽事本身不受版權保護, 因此, 《德國版權法》第81條所提供的保護, 對體育賽事組織者來說是不可用的。然而, 葡萄牙學者和法院就類似德國活動組織者的權利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葡萄牙著作權法》第117條規定, 演出活動的組織者有權授權任何轉播、錄音或表演作品的復制活動。與德國的法律規則類似, 權利的構成要素應該表明, 體育賽事不能從這種保護中受益, 因為沒有“作品”的概念。但是人們一直爭議, 第117條反映了一般自然慣例權力立法是對表演組織人員投資和風險的一種鼓勵,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 由于兩者之間的風險和投資類型具有可比性, 所以法律上一場音樂會的組織者和體育賽事的組織者不應該區別對待。這一解釋得到了立法機構的支持, 在不同的條款中已經證實——盡管沒有提供詳細的規定——在體育賽事案例有“表演法”的存在。在一系列的立法改革和修正案之后, 權利的延續受到了2007年體育運動規則改革的挑戰, 這一改革消除了體育領域的“表演法”。2009年, 葡萄牙最高法院確認了足球比賽具體情況中權利的存在。然而, 法院只是批準暫時性使用舊的1990年法律, 并提到了舊法律第19條對于該項權利的描述。盡管如此, 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似乎將第19條的明確引用作為證明權利存在的理由, 而不是作為其法律依據。在法院的推理中, 這種權利的法律依據還需要經過學者報告的進一步推證, 才能證明這是一種自然慣例。

  綜上所述, 在國際、國家和歐盟版權法的意義上, 在比賽中競技的運動員或在一支隊伍中的球員不是“表演者”, 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也不是文學或藝術作品。同樣的論點排除了《德國版權法》第81條所規定的特別鄰接權對體育賽事的適用性。葡萄牙至少在2007年提供了一種保護體育賽事組織者的手段, 盡管如此, 對這一權利的現狀法學界還是持不同意見。

  2、 體育賽事錄制

  2.1、 版權:影視作品

  雖然體育賽事不受歐盟法律或成員國法律的版權保護或鄰接權保護, 但這絕不意味著版權和相關權利對保護體育組織者的商業利益沒有任何作用。體育賽事的視聽記錄, 例如非常普遍的電視轉播, 可作為一項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 作為電影攝影作品受到法律保護。電影作品是受版權保護的, 因為它們代表了作者自身知識創造的原創性。與此同時, 并非所有非版權的對象如體育賽事的視聽錄音都可以被視為版權。事實上, 只有那些包含了自由和創造性選擇的視聽錄音, 能夠體現作者個人特色的錄制作品, 才有資格受到電影攝影作品的保護。在許多情況下, 大型體育賽事的視聽記錄可以達到相當適度的原創性水平, 所以有權獲得版權保護。

  歐盟法院指出, 作者可以做出“自由和創造性的選擇, 這些選擇可以是生產過程中的許多方面、不同階段”。具體來說, 這些選擇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準備階段, 攝影師可以選擇背景、對象的姿勢和燈光。通過比較, 體育賽事的視聽錄音導演可能會改變與背景和燈光有關的方面, 以提高錄音的質量。通常, 體育賽事的組織者和音像公司會達成詳細的協議, 涵蓋許多技術方面的問題, 這些技術方面與由此產生的素材質量標準密切相關。同樣, 球員在比賽前采取的姿態, 可能是視聽記錄導演介入的結果, 而不是無把握的球員或他們的公眾形象顧問的審美判斷。盡管如此, 這些方面都與體育賽事之前的一個階段有關, 在自由和創造性的選擇方面, 可能沒有像在照片中那樣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在拍照時”。在這個階段, 攝影師可以選擇框架、拍攝角度和營造氛圍。在體育賽事的視聽記錄中, 導演當然可以影響鏡頭的框架和照相機的視角。實際上, 導演可能在最開始就會影響框架和拍攝視角, 也就是最初決定相機的位置, 以及在比賽期間指導相機背后的操作員, 讓他們主要拍攝某一個特定的角度, 或者比賽的某一個特定時刻, 所以這些賽場照片不一定完全是“相機跟著球跑”。大型體育比賽和競技的視聽記錄通常會在場地的不同區域放置大量的攝像機, 它們不僅僅會捕捉賽事最重要的方面, 同時也會照顧到最小的細節。最近來說, 照相機已經安裝在小型直升機或飛行無人機等設備上, 在F1或其他賽車比賽中, 在選手駕駛的競爭車輛上也會安裝攝像頭, 這些攝像頭通常是由視聽制作單位指揮、協調和選擇的。

  第三個階段, 即“在選擇抓拍快照時”, 攝影師可以從各種發展技巧中選擇他想要采用的方法, 或者在適當的地方使用計算機軟件。這一階段可能是影音制作總監的創造力可以極大化表達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 導演可以選擇特定圖像作為素材, 以形成音像記錄, 而對于許多大型體育賽事, 我們已經看到, 圖像選擇是相當可觀的, 因為傳入的素材與放置在不同區域的許多不同的記錄設備相對應。添加的內容通常是電視視聽作品的一部分, 比如評論、電腦軟件動畫, 以表明一個足球運動員是否在越位, 或者賽車的遙測錄音, 這些都與各種攝像機的錄音混合在一起。由此產生的視聽記錄是導演過濾、選擇和組合所有這些元素的最終結果。通過做出這些不同的選擇, 視聽記錄的導演能夠將他的個人特色加入到所創作的作品當中。

  在Painer一案中, 法院得出結論, 并不能因為對象僅僅是是一幅肖像照, 也就是說, 是一個“現實的形象”, 我們就可以說作者運用自身創作能力的自由一定是很小的, 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同樣地, 在體育賽事的視聽記錄的情況下, 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是“真實的圖像序列”而去否定這份記錄的原創性。根據歐盟法院的判例法提出的條件, 特別是在類似Painer案例基礎之上, 可以認為, 版權必須建立在一定條件之上, 這些條件包括作者的自由和創造性選擇, 以及他的個人特色的存在。然而, 自由和創造性選擇以及作者的個人風格的存在性判斷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逐個推敲:根據上文, 大型體育視聽作品的特點是相機機位的豐富多變、動畫、評論和最初的選擇, 許多其他體育賽事的錄音很容易缺乏自由和創造性選擇說。特別是, 在僅僅有一臺攝像機或幾臺攝像機的情境中, 這些攝像機僅僅是在記錄鏡頭前發生的全部事件, 而不是創造出一個版權的對象。然而,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 歐盟的法律體系也有一個專門的補救措施。

  電影攝影作品通常是一些較為復雜的作品, 在這些作品中, 知識創造性來自于多個提供者的共同貢獻, 例如劇本作者, 電影改編作者, 電影導演, 藝術總監, 原聲帶的作者和制作人。然而, 在所有歐盟成員國家看來, 電影或視聽作品的主要導演, 應被認為是該作品的作者, 或至少是作者之一。事實上, 后者可以自由宣稱對其他對象的著作權, 人們稱他們為主要導演的聯合作者。在歐盟, 這些對象通常包括劇本的作者、對話的作者和專門為電影或視聽作品創作音樂的作曲家。該名單僅僅是列舉例子, 因為具體每個國家的法律, 假如有著作人的話, 如何定義主要導演的聯合作者, 還是需要由每個成員國結合具體國情決定。

  根據國家法律, 在合同實踐中, 視聽作品的主要經濟權利通常歸屬于電影制片者。因此, 到目前為止, 體育組織者、俱樂部或聯邦政府作為體育賽事視聽報道的生產者, 視聽作品的版權將會授予他們。另外, 如果視聽制作是委托外部生產商或轉播商, 那么根據特殊合同協議, 在實踐中的制作版權通常將轉讓或者許可回歸到俱樂部 (群體) 或體育競技賽事的組織者手中。

  在某些司法管轄區, 如英國和愛爾蘭, 一般來說, 包括電影攝影作品在內的“作品”概念, 必須以有形形式存在, 才能獲取版權法律的保護。根據《1988年英國版權法案》條例, 電影被定義為任何媒介的記錄, 它可以基于任何媒介, 可以通過任何手段獲取、保存移動的圖像[16]。沒有固定的成品就沒有電影, 但不一定沒有版權。電視直播將有可能被保護為轉播。此外, 在英國, 并沒有明確的要求表示電影作品如想要獲取版權保護, 那么該影片必須是原創的, 因此, 記錄體育賽事的資格獲得保護就變得更加簡單。然而, 在某些情況下, 在英國, 一部電影也可以作為一項引人注目的工作得到保護。

  綜上所述, 雖然大型體育賽事的視聽記錄能夠達到一定的原創水平, 并享有版權保護, 但也有可能其他與小型體育賽事相關的視聽錄音不夠有創意, 因此不受版權保護。這里我們可以參考一個視聽產品的例子, 例如, 只有一個或少數幾個攝像頭, 甚至有的是固定機位, 這些相機僅僅記錄在鏡頭前發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后一種情況代表了一種特殊情況, 即作者的自由和創造性選擇以及作者的個人特色不存在, 由此產生的產品就不能被認為是電影或視聽作品。然而, 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 制片人也可以依靠一種特殊的保護形式, 也就是在歐盟特殊鄰接權的基礎上, 對影片的第一次定影申請版權保護。

  2.2、 鄰接權

  《歐盟租賃權利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向對影片進行首次定影的導演提供一種特殊的保護形式。該指令將第2 (1c) 條的電影定義為電影、視聽作品或移動圖像, 無論是否伴有聲音。類似于其他鄰接權案例, 與版權不同的是, 原創性并不需要觸發鄰接權。如果有創意, 電影將受到版權保護, 以及鄰接權的保護。后者獨立于電影或視聽作品的任何版權。這一保護形式的目標是:對電影制作過程中, 影片制作者所承擔的金融風險和組織責任做出獎勵。這是由租賃指令第5條款確認的, 該條款說明了電影制作所需要的投資數額高、伴有風險性, 并且如想要獲得投資回報, 這種可能性只有通過對相關的權利持有者的充分的法律保護才能實現。

  電影制片人的鄰接權包括享有獨家授權或禁止直接或間接、臨時或永久復制品的權利, 無論何種方式何種形式、全部或部分地對電影的原作和復本進行復制。它還提供了獨家授權或禁止向公眾開放, 通過有線或無線方式, 通過這種方式, 制片人可以自行決定公眾在特定場地、特定地點對該影片原片或者副本內容進行訪問。換句話說, 也就是可以對觀眾做出要求。然而, 權利不包括更廣泛的公眾溝通權利, 至少在歐盟層面是這樣。電影的第一定影制片人也享有獨家發行的權利, 可以通過出售或其他形式, 對該影片的原片或者副本進行發行。從第一次合法出版的日期起, 這個鄰接權可以持續50年有效。如果電影沒有合法地向公眾開放或者出版發行, 那么上文提到的50年期將從首次定影日期開始算起。

  顯然, 英國歐盟內部成員國對于試聽產品雙重保護的一個例外——電影作品的版權保護和制片人投資的鄰接權保護。英國法律只承認一項權利:電影版權[17]。根據一些作者的說法, 這種舉措不能正確地實施歐盟慣例法律。然而, 在某些情況下一部電影在英國也可以作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作品得到法律保護, 就像上訴法院澄清諾瓦茲案件的例子[18]。然而, 應該注意到, 即使在特定條件下, 諾瓦茲案例后可能出現雙重保護, 那也不會是與歐盟法律相類似的條款。如果一部電影同時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作品, 在英國法律體系之下, 它將受益于兩種形式的版權保護, 但并不是版權和鄰接權。除此之外, 這也可以根據藝術法規13B CDPA條款進行推斷, 該法律指出:電影的版權具有70年有效期。

  3、 體育賽事的轉播

  轉播組織在轉播信號的公開接收方面享有法律保護。這種保護延伸到禁止定影、對定影的復制、使用無線方式重播, 以及與公共電視轉播信息交流。這些轉播信號通常包含電影或視聽作品或移動圖像, 均受鄰接權的法律保護, 獨立運行, 不受任何信號內容版權的約束。換句話說, 即使沒有任何信號負載內容的版權內容存在, 這個鄰接權也是有效的。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信號是可以受到法律保護的, 即使傳輸內容既不是作者受版權保護的作品, 也不是其他鄰接權保護的對象。這意味著, 即使法院發現電視播報的足球比賽并不能作為一種署名作品受到保護, 也不能受到制片人對影片第一次定影的鄰接權保護, 它的轉播仍然有資格作為保護對象。

  羅馬公約很大程度上來說是歐盟法律相關權利的立法基礎[19], 它將“轉播”定義為以公共接收為目的的、通過無線方式傳輸聲音或圖像和聲音的行為。換句話說, 這個權利所提供的保護是針對轉播技術貢獻, 為維護其在直播或預先錄制活動事件中起到的組裝、生產和傳播作用。傳輸的信號可以受到法律保護, 這是因為溝通行為本身的價值, 而不是所傳達的具體內容。

  在歐盟, 租賃指令要求成員國給予轉播組織獨家專權, 轉播組織有權對他們的轉播進行定影, 無論這些轉播節目是通過有線或者無線傳播, 包括電纜或衛星。從而擴大了保護力度, 使得羅馬公約中的內容也包括了電線或電纜傳輸。此外, 相同的指令還要求授予轉播商公共轉播和通信權利, 以及公共分配權利。2001年Infosoc指令擴展轉播組織的復制權利, 包括臨時數字拷貝, 還引入了資料網絡上傳的權利。根據英國法律, 通常定影是一種版權保護要求, 轉播似乎可以逃避這個條件。本特利和謝爾曼說:“可以這么認為, 在所有知識產權的客觀形式中, 轉播的本質決定了轉播是一種最無形的存在形式。”

  而國際或歐盟對于“轉播組織”構成的相同定義還沒有提出討論發展, 可以假定這些通常由組織轉播的實體組成, 即以公共接收為目的、通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傳輸聲音或圖像和聲音。在體育賽事中, 轉播組織可以是相同的俱樂部或協會自主作為實際轉播實體, 或者在通常情況下, 一些專門運作轉播事業的外部經營法人可以獲得體育賽事的獨家轉播權, 當然這種情況的基礎是與體育賽事的組織者/發起人簽訂合同協議, 或者根據實際情況與組織者聯合實施。

  在這一方面, 英超聯賽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歐盟法院發現轉播可以維護版權, 或者可以聯合轉播最終作品著作者一起, 為體育賽事的轉播取得版權相關權利。歐盟法院解釋說, 體育賽事的轉播商可以根據租賃權利指令第七條提供的條款, 對他們的轉播錄制獲得版權保護, 根據第八條指令, 轉播商有權向公眾轉播其所獲取的信息, 根據Infosoc指令第2條規定, 轉播商有權對其轉播錄制作品進行復制。

  英超聯賽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因為就如同法院指出, 主要交涉過程中的問題并不涉及轉播權的存在與否。證據主要體現在適用國內法的一個特殊條款當中, 該法律第72b條說明, “在公共場合表演或播放, 假如觀眾無需支付入場, 就可以看到或聽到轉播, 那么這種情況就沒有侵犯任何轉播版權或其中電影的版權”。換句話說, 在法院拿到的案例當中, 出版商與英超聯盟的轉播 (體育賽事直播) 對公眾開放的方式是通過酒吧電視的屏幕和揚聲器。然而, 按照第72條款, 這種向公眾轉播的途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盡管如此, 如果酒吧收取入場費, 或展示其他不在范圍之內的內容——例如足聯標志或圣歌——這也是法院暗示的——那么這種排除就不適用, 因此該案例就進入了常規程序, 即把它歸為版權侵犯。

  同樣, 在任何電視頻道或者互聯網平臺上的、未經授權使用的電視轉播, 都會被認為是一種轉播領域的鄰接權侵犯。歐洲法院在判斷有關Infosoc指令第3 (1) 條款解釋案件中, 法院表示, 未經授權擅自在互聯網上轉播電視節目, 法律保護轉播商的鄰接權, 打擊任何形式的公共傳播, 包括通過在線傳輸的方式進行網上信息再次傳輸。根據這個判決, 第3 (1) 條款的意義可以被解釋為:當在此傳播行為的實施者是一個組織而不是原始轉播商時, 電視轉播內容的再次傳播也受到法律的保護。事實上, 在線流媒體服務的用戶處于原始地面電視轉播的接收范圍之內, 有權通過電視信號接收機依法獲準接收轉播, 此種情況法院認為并未侵犯轉播商的權益。

  在這種情況下法院重申, 根據Infosoc指令第3 (3) 條款, 授權保護公共傳播作品, 并不影響所有者禁止其作品向公眾傳播的權利。其他說明還有, “通過發布標準, 為作品的多方面使用樹立規范, 歐盟立法想要達到的效果為:通過每種途徑傳播或者再次傳播的作品, 根據規定, 必須經由對象作品作者的單獨授權”。法院方面認為, 衛星指令第2、第8條證實了這個說法, 對于含有版權保護的電視或轉播節目作品, 要求對同時、無交替更改的完整再次作品傳播 (衛星或電纜傳播) 獲取獨立授權, 盡管在節目可接收地區的觀眾可能已經通過其他途徑收看過這些節目, 例如無線轉播或者其他地面網絡手段。

  然而, 必須指出的是, 根據法院先前的判例法, 在信息接收地區, 僅僅通過一個單純的技術手段來保證或提高原始傳播的接收, 并不能代表版權指令第3 (1) 條款所敘述的“流通”意義。盡管如此, 這個解釋被認為是正確的前提為:此類技術手段的干預需要僅限于維持或改善預先存在的傳播接受質量, 而不能用于其他任何類型的傳播。

  4 、特殊保護形式

  4.1、 體育準則:法國案例

  法國針對體育、體能賽事活動的組織和宣傳專門頒布了一項具體法律規范體育賽事組織者行為:1984年7月16日的編號84—610條例, 經過前后修改, 現編為法國體育準則第L.233-1條。法國的做法值得特別關注, 因為它代表了這類法律中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在歐盟中最完善的例子。法國體育準則第L.233-1條規定, 體育聯合會和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是其組織的體育活動或比賽開發權的所有者。該條例并沒有闡明體育賽事“開發權”都被定義為哪些具體權利。法國國務委員會在最近的一次針對第L.333-1-2條法案的闡述中表示, 體育聯合會和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是“所有權”的所有者, 可以根據體育準則第L.333-1-2條法案開發體育活動, 這引發了許多評論家去討論體育賽事中的所有權問題。然而, 這一權利的準確屬性仍不確定, 一方包括最高行政法院, 認為其屬性即為所有權, 而其他方把它歸類為一種鄰接權或版權相關權利。

  法國法律體系可能對這種鄰接權或者版權有關的權利做出了最佳概念定義。像大多數鄰接權一樣, 在體育賽事的組織過程中, 這種權利作為對賽事主辦者投資的主要實質性保障, 伴隨的投資其實就構成了一個冒險性的金融活動。根據巴黎上訴法院的規定, 這項權利覆蓋的范圍為“每一項目的在于獲取利益的經濟活動, 且其存在性取決于體育賽事的存在性”。然而, 事實上, 法國法院已經對該項權利做出了相當廣泛的解釋, 遠超出潛在版權或相關權利通常的依據范疇。在2004年的一項決定中, 該項權利對象被解釋為包括體育賽事中所拍攝照片的任何形式使用。在這一決定中, 法國最高法院認為, 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有權授權記錄他們組織活動圖像, 包括所有表現形式, 特別是發布在過程中拍攝的照片。下級法院認為, 體育活動中的開發權甚至包括為該活動出版書籍的權利。法院已經逐漸擴大了體育活動的商業開發權利, 超出了視聽維度的范圍, 且不斷發展壯大, 以至于還包括了允許為體育賽事押注的權利。

  2008年, 巴黎的初審法院發表看法, 認為體育賽事的開發權允許運動組織者或體育聯合會收集其組織活動所產生的所有利潤。法院認為, 在線押注的組織是一種產生利潤的活動, 且與體育賽事直接相關。因此, 組織在線押注也同屬于商業開發權利的范圍, 該權利同屬于體育運動組織者所有, 因此也應該包括在內。該法規支持上訴, 法院澄清任何可產生利潤的經濟活動形式, 且其存在性取決于體育賽事本身, 便應該被認為是體育活動的開發活動。在這種情況下, 法院通過參考預防腐敗和體育聯合會在保護和促進體育道德價值方面的作用, 對開發權利進行了廣泛的解釋。最終根據體育準則中的描述, 司法確認了同意押注的權利。本文的研究范圍不包括詳細分析法國同意押注的法規, 特別是關于它是否符合歐盟法律在數據庫領域保護的規定, 競爭法律和內部市場競爭規則等問題。然而, 歐盟法律體系中這種類型干預措施的兼容性應該經過嚴格審查, 這不僅包括對法國同意押注權利的分析, 同時也包括對于其他國家行動的研究。

  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也屬于在體育賽事中通過專門的立法, 典型國家干預賽事經濟開發權利的享有者。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沒有找到相關的判例法。

  4.2、 體育視聽權:意大利案例

  在意大利, 一項新的鄰接權最近被立法法令引進, 修改了意大利的版權法案, 并創建了一個名為“體育視聽權”的新法案78-quater。條例規定, “本法的規定應適用于2007年7月19日發布的第106條款, 即體育視聽權, 在兼容條件下可實施立法法令”。2007年7月19日發布的第106條, 旨在有機調節整個領域的體育電視轉播權, 其立法干預目的有許多, 包括:“體育活動參與者的競爭均衡, 指定有效的制度措施實現信息透明傳輸、轉播和電視市場的公共交流通信權利、以及其他專業錦標賽和冠軍賽等體育賽事的電子網絡系統……”

  體育視聽權第2條款落實了立法法令2008年1月9 日法案, 定義了一系列基本概念。針對特定權益, 目前的主要目標即為視聽權利的定義 (符合《意大利版權法》中體育視聽權利的概念) 。視聽權利被定義為專有權, 權利自活動日期起可持續50年, 包括定影、副本制作或延遲, 可暫時可永久, 可以賽事的任何形式, 其流通并向公眾開放, 公眾傳播;租賃和借閱, 定影, 精化, 或賽事轉播副本。根據體育法令第三條, 競爭的組織者和體育賽事的組織者是體育視聽權的聯合所有者。然而, 單個活動賽事中體育視聽權的行使也涉及競爭賽事的組織者。違反此規則的協議皆被認為無效。

  值得注意的是, 條例4 (6) 聲明, 根據條例4 (4) 和4 (5) , 試聽制作中產生的權利所有者是體育賽事的組織者, 如果有必要, 此規定也修正了意大利權利法案第78-ter條的規定。后者表示, 影片或視聽作品和序列運動圖像的制作人, 享有復制、傳播、公共流通、影片定影租賃的獨家權利, 該權利自第一次定影日期起50年內有效。換句話說, 第78-ter條是對意大利法律第3條租賃法案的實施, 該法案描述了影片第一次定影制片人所享有的權利。可以看到, 第3條規定了影片第一次定影相關權利的所有者是影片制片人。因此, 這項規定與歐盟法律相違背, 將權利的所有者賦予了不同對象, 例如第78-quater條 (體育媒體權) 規定, 該項權利的所有者為賽事組織者。換句話說, 只要第一次定影制片人不是法令認可的賽事組織者, 那么與歐盟法律相悖, 第78-quater條例將超越第78-ter條例之上, 對案例做出司法描述。

  目前可用的有限判例法表明, 在防止未經授權傳播體育賽事記錄的問題中, 擁有最強烈商業利益和動機一方, 無疑是視聽和轉播權的被許可方。基于標準版權規定和合同法, 這些問題已經有相關立法涉及, 在其過程中賽事組織者介入訴訟的必要性極小甚至為零。

  5、 結論與啟示

  體育賽事組織者和媒體行業對獨家專權的不斷需求普遍存在, 其原因就在于體育賽事場館的獨家使用權和有條件進入協議。使用后者的目的不僅僅是管理場館進入秩序, 同時也規定了場館內對球迷、媒體和轉播組織可以允許進行的活動。盡管這種“場地使用權”只在少數成員國中得到了明確的承認, 但它的可用性可以假定為涵蓋所有這些成員國。其原因就在于“場地使用權”僅僅是一種解釋說法的特殊名稱, 其基礎即現代法律慣例的兩大支柱:所有權和合同。假如某一成員國不承認基本的基本權利, 如所有權和個人自主權, 這種情況是極為罕見的, 并且也與歐盟法律體系相違背。證據顯示事實恰恰相反, 也就是說, 根據AG Jaaskinen在2013年的觀點, 所有權和合同基礎之上的體育賽事組織者的權益一般均可得到承認。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場地使用權”的限制因素, 那么就可以說, 基于合同的補救措施并不具備第三方效應。然而, 這是契約相對性原則的自然結果。盡管如此, 必須認識到, “場地使用權”的主要特征是要以真實、個人義務為基礎。這個基礎極大地提高了合同的有效性:雖然不能加入第三方效應, 但也已經是一個合法進入運動場館的必要條件。除了場地使用權, 版權和相關權利通常也可以用來對體育賽事組織者進行保護。根據歐盟法院的描述, 這些權利的決定性因素是, 它們不能保護體育賽事本身。然而, 大多數情況下, 這些體育賽事的活動 (錄音、轉播、網絡轉播、錄制等) 實際上都是受版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保護的行為。

  歐盟有五個成員國提供額外的保護形式, 通常是在體育法規或者相關法案中以特別形式進行規定。其中一個成員國修改了其版權法, 對干預作用的鄰接權給予正式承認。但是實際上, 這些特殊的保護形式似乎并沒有為體育賽事組織者帶來很多原有基礎之上的額外保護, 只有一個明顯的例外:法國模式包括同意押注權, 目前至少有另一個成員國 (英國) 正在討論這個解決方案。把任何關于體育專業或道德本質的考慮放在一邊, 需要澄清的一個方面是:傳統的版權理論從未考慮過允許押注的權利, 而且它也不太容易包容現行法律結構, 或版權法的規范性功能。如果有一個同意押注權利存在的環境, 那么這個大環境一定是 (知識) 產權領域。然而根據歐盟關于競爭法和服務條款自由性的規則看來, 這種情況的可能性與否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發展體育產業, 這一過程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特別是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保護是關鍵。借鑒歐洲經驗, 我國應采取以下措施保護我國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第一, 我國立法部門應進一步完善有關法律。在我國, 涉及體育賽事知識產權的法律主要有《著作權法》和《體育法》。立法部門可以將體育賽事列入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范疇中, 此外, 在《體育法》中也應明確增加保護體育賽事的條款。第二, 我國應聯合政府、社會等多部門共同保護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體育賽事的相關利益者有俱樂部、聯盟、政府、電視轉播商、贊助商、體育設施的所有者、博彩公司等, 在對其知識產權的保護過程中, 形成國家版權局、廣電總局、工信部、公安部、民間體育賽事知識產權自律組織等多部門聯動的保護模式。第三, 我國市場監管部門對體育賽事的知識產權實現過程的壟斷與反壟斷問題應予以關注。在轉播體育賽事時, 具有政府背景的國家電視臺, 極易造成行政壟斷, 往往會形成體育賽事轉播權買賣市場上的買方壟斷, 影響了公平競爭, 違反了市場規律。隨著我國體育產業化、市場化進一步加深, 體育賽事轉播權將會在市場上自由流通與交易, 更多的地方電視臺將有機會參與到轉播權的競購中來, 我國市場監管部門應履行好職責, 保證市場的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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