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與“平權法案”

摘 要: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即SCA5風波, 實際是有關加州大學入學標準是否加入種族考量的又一次拉鋸, 是有關教育平權系列司法判例的最新案例。該風波和Fisher案一樣, 都是對教育公平政策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的搖擺和爭執。華裔普遍重視子女教育, 且華裔子女普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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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即SCA5風波, 實際是有關加州大學入學標準是否加入種族考量的又一次拉鋸, 是有關教育平權系列司法判例的最新案例。該風波和Fisher案一樣, 都是對教育公平政策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的搖擺和爭執。華裔普遍重視子女教育, 且華裔子女普遍讀書成績優秀, 以配額或者加分為手段、以照顧少數族裔升學為目標的“平權法案”恰恰限制了華裔子女進入一流大學就讀, 對華裔構成逆向歧視。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所顯現的教育公平問題, 是全球性的復雜話題, 是程序正義與補償正義的再次博弈。只有下好“起手棋”, 不斷消除影響教育公平的因素, 才能促進教育向地區公平良性發展。

  關鍵詞: 美國;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 Fisher案; 教育公平;

  Abstract: Californi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5, namely SCA5 storm, is actually another seesaw battle about whether the admission standard of the universities of California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race. It is the latest case of education series of equal rights in judicial cases. Both SCA5 storm and Fisher case, are the swing and disputes of the education fair policy under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hinese-Americans usua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children education, and their children can ge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The“Affirmative action” which takes care of ethnic studies by means of quota or bonus points as the goal, restricts the children of Chinese-Americans from attending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becomes anti-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Americans. Education fairness, as shown in SCA5, California, USA, is a global complex topic and a game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ompensatory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elimin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education fairness and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o regional fairness by playing the upper-hand move well.

  Keyword: USA; SCA5; Fisher Case; Education Fairness;

  美國加州參議院提出的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即SCA5, SCA是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的縮寫。當地華人為了抗議這一修正案, 通過使用臉書、微信等即時通訊手段宣傳、在大眾媒體撰文和發聲、約見選區參議員、華裔組團到州議會和華盛頓抗議等多種方式表達意見, 迫使提出修正案的拉丁裔參議員埃德·赫爾南德斯 (Edward Paul Hernández) 收回提議, 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從中可注意到, 美國社會存在比較深刻和難以調和的教育公平問題, 并在不同州中產生了多個法案和訴爭, 特別是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案在2016年的最新判決, 反映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處理平權問題所展現的模糊和躊躇。

  一、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提出及其核心問題

  (一)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提出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具體表述為:“加州憲法禁止本州因種族、性別、膚色、族群、出生地, 在政府機關、公立教育、公共服務合同簽訂方面歧視任何個人或團體或給予其特殊照顧。這個法案將會保證上述禁令不能阻止州立高等院校使用被美國聯邦憲法第14條修正案Ⅱ允許的學生選拔程序。”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就是想通過刪除1996年加州議會通過的209提案中涉及的有關“公立教育”的文字, 從而為加州公立大學系統在選拔新生時考慮種族、性別、族群等因素打開缺口, 為加州公立大學乃至在加州的私立大學額定少數族裔招生比例提供制度根據。參議員埃德·赫爾南德斯提出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理由是, 需要公立大學錄取學生時考慮種族背景來增加少數族裔的入學人數, 實際是明確少數族裔學生的錄取比例, 從而保障少數族裔享有平均受教育的權利。這似乎是一項能夠照顧少數族裔學生利益且具有公正性的招生政策, 充分考慮了少數族裔學生在教育資源獲得方面的弱勢地位, 并給予相應的優待來滿足其進入高等學校學習的愿望。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與“平權法案”

  事實是, 加州地區的華裔學生較多, 且普遍成績較為優秀, 被錄取進入加州大學系統就讀的亞裔學生因此大幅上升。相對應的情形是, 許多西裔和非裔學生因各種原因, 在高中階段的學習成績并不理想, 在缺乏剛性錄取政策保護的情況下, 進入加州大學系統讀書的學生就大幅度減少。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 截至2013年加州的人口總數為38 332 521人, 其中, 非西班牙裔或者拉丁裔的白人占39.4%, 拉丁裔占38.2%, 亞裔占13.9%, 非洲裔占6.6%。雖然亞裔占加州人口總數不到14%, 但他們在加州大學系統里卻占了接近40%。資料顯示, 在加州大學系統中, 錄取的大學一年級亞裔新生比例從1995年的35.2%上升到了2005年的40.1%。在相同的時間段, 非洲裔大一新生比例從1995年的4.2%下降到了2005年的2.9%, 西班牙裔新生比例在加州大學系統里面從1995年的15.1%下降到了2005年的12.7%, 白人新生的比例在加州大學系統里持平。2002年,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了9 348名大一新生, 其中非洲裔新生有324人, 占錄取人數的3.5%, 拉丁裔有1 660人, 占錄取總數的17.8%, 亞裔有4 220人, 占錄取總數的45.1%。1

  在支持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人們看來, 是取消種族因素的錄取政策, 或者說缺乏對特定族裔的錄取保護導致了特定人群進入加州大學系統念書的機會減少。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所表明的大學錄取方向, 是要根據人口比例而不是成績來分配加州公立大學的教育資源, 即每招100名學生, 都須按照族群分配入學指標, 學生在各自的族群內競爭入學名額。華裔乃至廣大亞裔也是少數族裔, 這一政策反而會限制亞裔學生的入學人數, 況且主流白人學生根據高中階段成績的入學比率也不高。按照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 對于普遍重視教育的華裔乃至泛亞裔來說, 根據族裔人口分配入學指標也是一種歧視, 而且非常不公平。

  (二) 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所體現的核心問題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支持者認為, 通過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優待能促進社會平等。其理由是, 少數族裔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中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歧視, 現有的政策不利于他們的平等發展, 導致了少數族裔學生在受教育起點上的不公平,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少數族裔學生整體上不如其他族裔學生, 尤其在考試成績上處于劣勢地位。通過錄取比例上的底線照顧或錄取分數上的適當照顧保障少數族裔學生享有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減歷史因素造成的不平等, 促使少數族裔在未來發展中獲得平等發展的機遇。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反對者提出了他們的理由:其一, 不符合成績標準。包括加州大學在內的美國大學一般以高中平均績點 (GPA) 為最重要標準來錄取新生, 且加州居于前9%的高中畢業生都已保證被加利福尼亞大學錄取。這意味著優秀的、家庭條件相對弱勢的學生已通過這一錄取比例獲得了優惠待遇, 再考慮所謂“族群”就是刻意傾斜給特定族裔, 從而構成反向歧視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其二, 影響大學的教學。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使一些成績不符合要求的學生不適當地被某個大學錄取, 這些學生入學后會因學習太過困難而大大增加了大學生的輟學率, 并對他們造成輟學的傷害。如果硬性讓他們畢業, 那只能降低考試水平, 或者按照不同的族群提供不同的及格率, 這顯然是荒唐且不可接受的。其三, 影響公平競爭的社會風氣。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也讓某些學生更加沒有努力學習的動力, 因為他們成績雖差但仍可通過照顧政策獲得錄取;反過來, 亞裔和白人學生的勤奮則可能是徒勞的。這種劣勝優汰的做法顯然不利于整體社會公平性的維護和良好社會風氣的構建。其四, 可能會加重族裔間的緊張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是以損害下層白人和亞裔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其他族裔某些中上層的需求, 其間的利益博弈難以避免不同族裔之間的爭斗與緊張。

  在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影響下, 即使是那些完全靠自己努力獲得成功的黑人和拉美裔人士, 也被認為他們成功就讀于名校源于種族, 這對畢業于名牌高校的少數族裔學生也是很不利的。合理的做法是, 對于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 如果因為家庭收入低而造成學習困難, 政府可給予這部分學生或其所在學區適當的經濟補助, 讓這些學生能跟其他族裔的孩子在大體相同的環境下學習, 以實現教育條件大體均等情況下的公平競爭, 但錄取標準則不能降低。

  二、美國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與“平權法案”

  (一)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的制度基礎是“平權法案”

  加州憲法修正案 (五) 源于“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 本是指“平等人權在就業領域的體現”, 其首要目的是杜絕因膚色、信仰、性別、族裔等引起的就業歧視。1960年代美國的黑人運動、婦女運動興起, 當時的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任總統都致力于落實《民權法案》并實施對少數族裔的具體照顧政策。時任總統約翰遜贊同在大學入學、員工入職或晉升、政府招標方面給予少數族裔和女性優惠與照顧, 在現實環境下努力消除歷史上對少數族裔 (如黑人、亞裔、拉丁裔) 和女性的歧視, 并通過招生、入職、政府合同等具體方面上的照顧, 把少數族裔和女性群體在歷史上承受的歧視折算成現實的、具體的利益。2“平權法案”實施后, 其時有色人種和女性的大學錄取率大幅提高, 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也因之得到了一定的利益。1978年, 哈佛的亞裔新生比例從此前的3.6%上升至6.5%, 1985年又達到10.8%;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等大學中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也得以增加[1]。

  為落實“平權法案”的要求, 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大學普遍給予少數族裔學生一定程度的照顧, 有的大學甚至明確采取給少數族裔學生加分或給予最低錄取百分比的方式, 照顧黑人、少數族裔學生順利升入大學。亞裔家庭一慣重視子女教育, 因而亞裔學生普遍成績較好, 在“平權法案”助推下, 促成了美國高校中各族裔學生共同入學的局面, 亞裔學生進入各著名高校學習的比例更是大幅提高。

  (二) “平權法案”引發的兩難選擇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 人們開始反思“平權法案”并產生很大的爭論, 焦點在于“平權法案”實際已經矯枉過正, 對某些少數族裔的過度保護已形成對白人的“逆向歧視”。1978年的巴克案 (Bakke Case) 3成為公眾反對“平權法案”的第一案。巴克是一名白人男生, 連續兩年都被同一所醫學院拒絕錄取。該醫學院執行錄取16%黑人學生的定額制, 讓一些各方面條件比巴克差的黑人學生獲得了升入該醫學院就讀的機會。巴克因而認為, 定額制嚴重違反了公平競爭的社會規則, 遂將該大學告上法庭, 此案一直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裁定, 原則上支持“平權法案”以照顧少數族裔的升學需求, 但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則認為是違憲的。

  由巴克案激發的有關“平權法案”的爭論隨即發酵, 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加州州長Peter Wilson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Peter Wilson利用自己處于加州州長位置的優勢, 極力推動廢除“平權法案”。事實證明, 這一時期取消“平權法案”的確給亞裔帶來了福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中亞裔學生的比例迅速由20%左右上升至40%;華盛頓州中僅有6%的亞裔公民, 而華盛頓大學的亞裔學生卻占到了20%[1]。

  2003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了Grutter v.Bollinger案4, “平權法案”再次成為美國社會的熱點問題。白人學生、密歇根州居民Barbara Grutter申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入學資格時被拒, Grutter女士發現, 一同申請的有些黑人學生的平均績點和法學院入學考試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成績比她低卻獲得了入學資格。因而Grutter女士就把密歇根大學告上法庭, 這就是“Grutter v.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密歇根大學在本科生入學打分體系中給每個少數族裔申請者加20分的政策是違憲的, 但學校為了增加在校生生源的“多樣性”而照顧少數族裔申請者是合法的。這與1978年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樣的, 即原則上支持“平權法案”, 但反對用量化的方式來確定如何照顧少數族裔的學生。

  (三) “平權法案”爭論的核心:程序正義抑或補償正義優先

  “平權法案”的核心是“程序正義”和“補償正義”優先性的權衡與抉擇問題。“程序正義”強調采取中立的同一程序來施用于一切社會群體, 不論參與者的個體條件差異, 只關乎是否完成既定的程序, 由程序來篩選出結果。“補償正義”則主張根據歷史、經濟條件等的差異而有偏向地制定相關法律與政策, 以保證在存有差異的不同族裔間尋求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這似乎是一個十分合理且美好的價值追求, 問題在于, 落實“補償正義”原則存在整理、裁判歷史和現實的無限復雜性, 基于這種無限復雜性而度量出來的結果, 無論操作者如何費盡心思都會招致批評, 實際是無法取得“絕對公平”而滿足不同價值判斷下的取向與行為抉擇。更為要命的是, 這種對所謂“補償正義”的裁斷權一旦被權力機器所劫持和把控, 就可能淪為某些人的禁臠, 并為其任意操弄。因此, 在“補償正義”本身不存在確定和統一認知的情況下, 防止以“補償正義”為名的權力濫用, 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美國公眾整體上是贊同將歷史、經濟等差異性因素融入入學、就業等政策的考量當中, 而不接受純粹的“程序正義”, 但對如何補償相關族裔和個體所承受的損害卻缺乏明確標準, 其中不僅涉及社會因素的度量問題, 還涉及不同族裔之間的平衡問題、同一族裔不同因素的差異性影響問題, 根本而言, 應該把這種差異性補償標準具體換算在特定的個體身上, 這更是難以完成的任務。畢竟, 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計算出歷史與現實之間、經濟地位與政治資本之間、家境與社區環境之間、個性與教育環境之間的兌換率, 在無法準確計算情況下的“補償”和與之相對應的“補償正義”, 無論采取怎樣的操作性補充行動, 都會遭致詬病。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 美國社會的“平權法案”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除了黑人和墨西哥裔等少數族裔, 還包括很大部分利益實際受損的白人都支持和肯定“平權法案”。從更廣泛、更深刻的范圍看, 減少階層差別、促進社會融合、提升弱勢群體的地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所贊同和支持的社會理念。問題在于, “平權法案”所彰顯的公平理念, 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偏差, 出現了顯而易見的不公平現象。比如財力雄厚、政治影響力強大的猶太人, 從來都是選擇性謀取自身利益。在大學入學問題上, 猶太人把自己劃入白人群體而不受“平權法案”的影響, 弱勢族裔如苗人卻被劃入亞裔中墊背。大學入學環節的“平權法案”, 雖然在進入大學這一環節中對少數族裔實施了或多或少的照顧, 但中小學教育階段卻任由弱勢族裔的小孩在惡劣的基礎教育環境中成長, 實際上造成少數族裔在享受既有“平權法案”的照顧中面臨更大的社會壓力, 實際造成對少數族裔的另一種歧視。

  (四) “平權法案”給亞裔學生入學帶來困擾

  依照“平權法案”的規定, 所有公立大學在招收新生時, 都有義務采取配額或加分的方式照顧少數族裔學生優先入學。毫無疑問, “平權法案”在一段時間內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少數族裔在升入大學時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 保障了少數族裔不因種族、性別、信仰等因素而受到入學歧視。“平權法案”施行之初, 華裔作為少數族裔也確實因之而獲益, 在升學、就業、政府合同等方面獲得了更多的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華裔學生在入學問題上并不因“平權法案”而獲益。因為普遍重視對后代的教育, 華裔學生的讀書成績普遍良好, 在不歧視的情況下他們升入大學尤其是升入常青藤大學的機會很多, “平權法案”對少數族裔的招生配額反而成為對華裔的限制, 華裔子女完全可以憑借自身的優秀成績在大大超出配額的幅度內獲得進入優質大學就學的機會。

  有研究者明確指出, 常青藤各校針對亞裔高中生顯然有不為外界所知的內定指標, 但常青藤各校都不承認。據羅恩·魯茲 (Ron Unz) 在《美國精英制的神話》中的統計披露, 哈佛錄取亞裔學生的比例在1993年達到20%之后迅速下降, 此后十幾年始終穩定在15%左右。5亞裔群體確信, 哈佛大學等高校在招生錄取中為了減少亞裔學生的數量, 有意設定了一個隱密的、針對亞裔的“種族配額”[1]。1975年布朗大學的亞裔學生錄取率為44%, 1981年降至14%;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亞裔學生錄取率從1979年的76.7%降至1984年的34.3%;1985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整體錄取率為17%, 亞裔為14%;哈佛大學整體錄取率為15.9%, 亞裔為12.5%;耶魯大學整體錄取率為18%, 亞裔為15%。6

  這種情況引起了相關學者的注意并進行了專門研究。2009年, 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托馬斯·埃斯彭席德 (Thomas Espenshade) 和亞力山德里婭·沃爾頓·雷德福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 通過對9 000名申請名校的學生進行分數統計和數據分析后發現, 如果高中成績大致相當, 白人學生被錄取的可能性要比亞裔學生大三倍。在有“美國高考”之稱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 (SAT) 中, 亞裔學生必須比黑人學生高出450分 (總分2 400分) 才可能有升入大學的同等機會[2]。不言而喻, 大學在錄取新生時加入了種族因素, 造成了對亞裔生源的招生歧視, 這已經是很難否認的事實。

  三、“平權法案”存廢的最新發展及后續影響

  (一) Fisher案:“平權法案”的最新發展

  “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案7源于白人女生Abigail Noel Fisher和Rachel Multer Michalewicz于2008年申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時被拒絕錄取。她們發現, 不少有色人種學生卻以比她們低的成績進入該校學習, 因而她們認定自己受到了反向種族歧視, 遂以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為據將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告上法庭。

  這個官司經過漫長的審理現已作出判決8, 因為法官Antonin Scalia于2016年2月13日去世, 法官Elena Kagan申請回避, 案件由剩下的七位大法官投票決定。Fisher案在聯邦最高法院的第二次審理后出現了4:3的裁決結果, Kennedy、Ginsburg、Breyer和Sotomayor這四名大法官同意維持下級法院也就是第五巡回法庭做出的判決。判決書總結了Fisher案在最高法院第一次審理時設定的三項約束性原則: (1) 9嚴格審查平權行動的錄取程序; (2) 10對于學校方為追求學生個體多樣性而采取的錄取政策所進行的合理解釋, 司法予以尊重; (3) 大學在招生過程中納入種族分布因素時是否經過仔細的設計則無需司法審查。裁決書說, 德州大學綜合采用排名前百分之十的招生政策是獨創的, 但該校說明學生個體多樣性的數據并不足。裁決書要求該校應定期評估所獲取的數據, “根據環境的變化調整方法, 確保種族政策除了滿足重大利益之必要性外, 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作用。”

  這個個案絕不會是單一案例, 它還會波及其他高校。如果“平權法案”所體現的對少數族裔在大學錄取中的照顧政策因此而終結, 它不僅會在公立大學的招生政策中受到即時影響, 同時也會波及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完全可能參照公立大學的做法而終止對少數族裔學生的照顧錄取。因為“平權法案”被否決, 對私立大學而言, 它們和公立大學一樣失去了適用“額定錄取”的司法基礎, 任何照顧性質的大學錄取政策都將被視為是一種種族歧視。基于美國的司法制度和判例法傳統, 在未來的類似訴訟中, 學校很大可能要面臨敗訴的后果。

  (二) Fisher案所體現的招生政策及其后續影響

  法院駁回了上訴人Fisher反對招生政策的四個觀點。首先, 法院堅持認為, 雖然缺乏相關數據佐證, 但得克薩斯大學為實現“多樣性”目標的理由是“足夠充分的, 可衡量的, 對該政策進行司法審查, 是可實現的。”其次, 法院認為, 得克薩斯大學提交的證據足以證明, 在Hopwood一案判決生效到開始實施“結合整體學術招生政策”的七年間, 種族中立政策及其推廣力度不足以實現上述目標。再次, 法院認為, 種族因素對大一班級的“多樣性”有積極的效應 (雖然還是有限的效應) 。這些有限的效應應成為“實現多樣性的初步嘗試而不是違憲的證據”。最后, 法院認為, 上訴人Fisher并沒有提供切實可信的證據證明, 該大學在實現種族多樣性和種族中立目標中存在可以改進的具體方面, 包括如何擴大“前10%規則”。多數法官強調:“大學有責任利用現有的數據來評估人口結構變化和是否已經摒棄了種族意識政策, 并且從正反兩面來識別必須采取平權措施所產生的影響。”

  在冗長的異見書中, 大法官Alito聯合首席大法官Roberts和大法官Thomas寫到, 大學既定利益的多樣性是不可衡量的, 相比Fisher案一審時, 其背后的利益又有所不同, “大學的辯解缺乏說服力, 有時也讓人覺得甚至不夠真實”。Alito同時指出, 明確目標是值得稱贊的。但高校的目標“既不具體也不準確”, “對種族偏好的使用也沒有限制原則”。Alito由此質疑, “法院怎樣才能夠確定固有觀念已被充分摧毀”或者“是否完全實現了種族間的平視”。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大學僅僅通過一些員工就認為, 種族偏好對完成這些模糊的大學目標是有必要的, 就可以評判是否存在種族歧視, 那么尋求嚴格審查的艱苦努力將是毫無意義的。法院將被要求聽從大學管理者的決定, 平權行動政策將完全與司法審查隔離。”Alito重申了巡回法庭中異議人士的意見:自動錄取的少數族裔學生跟全面審查錄取的學生相比,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更同質化、更缺乏活力, 而且更加固守陳規。Thomas大法官則重申了他在Fisher第一次重審時所表達的意見, 也就是“高等教育招生中使用種族因素是平等保護條款明確禁止的”。

  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支持了第五巡回法院的判決, 使得種族因素在大學錄取政策考量中得以維持。根據慣例, 20年內類似案件都不可再被討論, 大學錄取中的種族區分將持續下去。

  四、余論

  (一) 教育公平是一個深具廣泛性和復雜性的議題

  教育平等是一個全球性話題, 教育中的不平等情況在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顯現。美國“平權法案”以及由此引起的司法爭議, 關涉群體教育平等、個體教育平等的復雜問題, 所涉及的人群不僅包括少數族裔, 還包括廣大白人家庭, 不僅涉及社會底層民眾, 也涉及社會精英, 是牽扯到社會各個階層、行業、區域等不同人群的議題, 其廣泛性不言而喻。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則在于, 不僅有當下的地域、個體、階層、家庭、經濟條件、培養方式、教育理念、利益群體影響等諸方面復雜因素的交織, 還有文化背景、種族、教育資源布局等歷史復雜因素的影響, 更為難纏的是, 承認這些差異卻無法進行不同因素之間的確切換算, 更無法作出精準的補償。不同區域、不同側面、不同個體之間都會有很多不同, 任何“一刀切”的政策法律都會招致批評甚至導致新的不公, 針對不同個案的處理則既無精準尺度, 也無法承受高昂的管理成本。因此, 教育平等注定是一個招致批評和爭議的議題。從另一角度看, 任何社會的公平從來都是相對的, 在看得見的未來也難以實現絕對意義上的公平。因而, 需要社會大眾更多的寬容與包容, 只要在趨勢上和整體上走向更為公平的教育環境, 就應該予以認同和支持。

  (二) 促進教育公平:從消除顯而易見的教育不公入手

  盡管如此, 對教育公平問題也并非無計可施, 更不可以無所作為。無論處于何種社會中, 教育公平之所以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除了這一問題關乎各個家庭、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之外, 就是教育資源在分配中存在不少顯而易見的不公平因素, 而這些因素正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抓手”。從社會管理的方面看, 著力消除這些不公平因素就能下好不斷促進教育公平的“起手棋”, 即從反向來促進教育公平, 通過消除諸如基于身份、區域、學習經歷等的加分, 控制招生名額在一定區域、族群、對象中的特殊安排和照顧, 堅決遏止招生中的腐敗行為等, 從而達到正向促進公平的目的。從更為深遠的方面看, 則要增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合理布局, 避免優質教育資源的過度集中, 更要限制甚至禁止經濟發達、教育資源發達區域向欠發達區域爭奪優質教育資源, 而應該注重向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區域挹注資源。在招生、轉學、轉專業、名額分配等重要事項中強化正當程序要求, 保持程序中立、程序公開和程序參與。

  參考文獻

  [1] 孫碧.平權法案誤傷亞裔?[J].比較教育研究, 2018 (2) :96-103.
  [2] Espenshade T J, Radford A W.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Race and Class in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 Campus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234.

  注釋

  1 參見:蔣琦琪.美國“平權法案”實施后教育公平理念的變化與啟示:以“密西根大學案”和加州“SCA5提案”為例[D].重慶:西南大學, 2014。
  2 1965年6月, 時任總統約翰遜在哈佛大學的著名演講中對“平權法案”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你不能把一個才從很多年的手銬腳鐐束縛中解救出來的人, 立刻將他帶到與別人并肩的起跑線上, 對他說‘你可以和別人自由競爭’, 并且相信這樣做是絕對公平的。因為對于打開一道公平的大門, 我們要做的不止這些。如果我們全體公民都能夠從公平的大門下通過, 那么所謂的公平, 不只是權力和理論, 更是事實和結果。”轉引自:劉麗麗.美國的教育平權[J].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 2016 (11) :35-38。
  3 1973年, 巴克第一次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dical School at Davis) 提出入學申請時, 其基準分 (benchmark score) 高達468分 (滿分500分) 。由于申請提交得過晚, 并低于當年錄取的最低基準分470分而未被錄取。1974年, 巴克再次提出申請。為吸取上次教訓, 他很早提交了申請, 由于招生委員會主席Lowrey博士給出其最低評分而導致其再次未被錄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巴克曾向Lowrey博士寫信抗議特殊招生政策。參見:Regents of Univ.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 320, 98 S.Ct.2733, 2763, 57 L.Ed.2d750 (1978) 。
  4 Grutter v.Bollinger, 539 U.S.306, 123 S.Ct.2325, 156 L.Ed.2d 304 (2003) , Lee Bollinger時任密歇根大學校長。
  5 參見:Unz R.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J].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2012-11-28:14-51。
  6 轉引自:孫碧.平權法案誤傷亞裔?[J].比較教育研究, 2018 (2) :96-103。
  7 Fisher v.Univ.of Texas at Austin, 133 S.Ct.2411, 186 L.Ed.2d 474 (2013) 。
  8 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 579 U.S. (2016) (Fisher II) 。后文中的法院意見源于判決。

    謝天長.從加州憲法修正案(五)看美國教育公平問題[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2(03):44-51.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xfcdqn.live/html/zhlw/20190620/8178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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