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的掣肘點與建議

摘 要: 當前,中國和東盟已就《南海行為準則》的框架和單一磋商文本達成一致,正穩步推進案文磋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實施過程中各聲索國間爭議最大的地理范圍、法律地位、爭端解決以及合作義務等已成為COC案文磋商的主要爭議焦點。從東盟以整體立場與中國協商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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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當前,中國和東盟已就《南海行為準則》的框架和單一磋商文本達成一致,正穩步推進案文磋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實施過程中各聲索國間爭議最大的地理范圍、法律地位、爭端解決以及合作義務等已成為COC案文磋商的主要爭議焦點。從東盟以整體立場與中國協商南海問題20年態度的變化來看,受南海域外大國影響明顯。目前,東盟各國態度雖逐漸明晰,但以東盟“協商一致”為原則基礎的磋商機制折射出其對待南海問題態度的不斷微調;同時,部分東盟國家又以國家站位單獨提出談判細則與條款,看似統一的整體又迸發出微小雜音。帶著對南海問題的本質思考,在中國倡導的“雙軌思路”指導下,運用外交談判與完善地區法律機制相結合的方法,恪守雙邊平等協商具體爭端的原則,與東盟及相關各國之間就南海區域開發合作、法律制度構建以及海洋安全的共同維護等問題,依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習慣法以及雙方認可并承諾遵守的其他法律規范,繼續深入探討并磋商議定COC案文的具體內容、范圍、效力、爭端解決方式并由此推進南海地區規則體系的構建將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南海行為準則》; 海洋權益; 地區規則體系;

  學界一般所稱“南海問題”主要指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的主權及其附屬海域相關權益的歸屬問題,21世紀初其主要表現為南沙群島及其附屬海域相關權益歸屬問題。1在美國提出“南海核心利益說”的戰略表述下2,在作為中國油氣資源重要開發地區的南海,其所擁有的各類豐富海洋海底資源已被區域內外各國充分意識并深切關注的客觀形勢下,3南海態勢達到了有史以來最為復雜的局面:對于東盟等域內國家來說,大致經歷了相關國提出權益聲索、各國各自解讀相關法律政策、分別修改聲索內容與訴求、以東盟為整體與中國加大經貿合作并試圖推動以地區規則體系構建為核心的東南亞與東亞合作等階段;而美、日、澳、印等域外國家則走過了從“介入”到“更深層次介入”的軌跡:美國2010年拋出“南海核心利益說”之后不久就宣布“美國在南海有重要利益”,2014年正式否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及其權利依據,明確要求中國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準據法和平解決南海爭端。4配合這些論調,美軍高頻次巡航南海區域,數次擅入中國島礁,此間,沿襲和運用美國智庫引導“國際學術探討”和美國國會會同美國主流媒體共同塑造與引導國際輿論及國際話語走向的傳統手段,極力培植亞太區(現被特朗普政府拋出的“印太區”概念所替代)代言人;日本介入南海早于美國,除配合美國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之外,還奉行穿梭外交,將和中國存在的釣魚島領土爭端定期拋出,進一步搶奪地區主導話語權,并意圖用南海問題增加籌碼以與中國在東海問題上長期持續抗衡。2016年印度與越南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不斷增強防務合作與南海油氣開發合作;印度與越南、新加坡繼續深化聯合軍演、軍事培訓、軍事設施共享等領域的合作。2017年,美、日、澳、印四國外交部門官員一致同意建設“自由、開放、繁榮和包容的印太地區”,對越南、菲律賓等南海聲索國加強軍事扶持與援助,提升泛亞太地區國家的防務合作,目標直指中國。

  為積極應對國內經濟轉型和國際資源交匯而影響國際格局演變的重大挑戰,從地區穩定發展大局的角度考慮,中國當前在維護和加強多邊關系上,應著力謀劃亞太地區經濟與安全合作,拓展“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的深度與廣度,力促南海地區規則體系的構建。提升更高層次合作戰略互信的前提,就是要盡早達成中國與東盟等周邊國家的雙贏合作共識,同時,應引導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體系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現階段的關鍵,必須重視幾對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中歐和中日),以雙邊規則促合作,加大經濟鏈的緊密度,穩定經濟關聯性,從而贏得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穩定發展的局面。在此基礎上,還應從歷史、文化、法律的角度梳理提煉出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南海問題的共識基礎,分析研判目前影響各方合作的內外因素,作好共同應對國際法層面挑戰的準備,協商妥善處理各方的各項合理關切,逐步通過確認法律依據、法律規定內容以及法律義務性質等步驟指導推進《南海行為準則》案文的磋商談判及以此為基礎的南海地區規則體系建構,從而進一步提升政治互信、深化海上合作,以期共同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的良好態勢。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的掣肘點與建議

  一、南海地區法律文件的歷史演進

  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世界體系大變革,越蘇同盟瓦解加速造成東南亞地區對抗格局失衡,地緣政治格局隨之劇變。彼時中國正式啟動與東盟對話,交往日趨頻繁緊密。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DOC)后,雙方便將《南海行為準則》(COC)的制訂作為下一階段的目標工作并就此舉行數次工作組磋商。從這第一份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來看,積極意義顯著:中國與東盟合作互信得到提升,南海地區和平態勢得到穩定和維護。從歷史上看,中方歷來對條件成熟時探討制定COC持開放態度,實際上,追溯到20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中國已通過多種形式參與到南海地區早期合作當中。

  (一)南海早期主要合作協議及法律文件

  1976 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和1995 年《東南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是東盟早期在南海地區調整各方行為的法律性文件。TAC厘清了南海地區行為的指導原則:包括和平解決爭端、不使用武器或武力威脅、促進各方合作等。51992年《關于南海問題的東盟宣言》首次以東盟整體的立場表達對南海問題的態度。6中國雖未簽署該宣言,但部分認可和接受如各方保持克制,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爭端等方式。7在此基礎上,在南沙問題上低調處理,積極參與各種雙邊和多邊對話會、協調討論會和平商討建立地區規則等。81995年,美國借“中菲美濟礁”事件介入南海,合力施壓迫使中國將與東盟的南海問題列入之后的多邊協商議題。9之后,主要以1992年《關于南海問題的東盟宣言》的第4 點為依據10的《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COC)開始構思。1995年8月,中菲共同發布了一份關于南海及其他合作領域的聯合聲明,認可了指導解決爭端行為的八項原則。111996年,中國批準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此舉被部分東盟國家解讀為“承認公約即否認過去的錯誤和不法權利”。121997年12月,中國與東盟共同發表《中國—東盟領導人聯合聲明》,確認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并進一步共同規范指導南海問題。1998年12月的第六屆東盟高官會議上,東盟國家形成合議:共同推進制訂一部南海地區行為準則。

  1999 年東盟外長會議和東盟地區論壇上公布了由越南和菲律賓共同起草的南海行為準則草案,因適用范圍分歧較大未達成共識。13部分達成一致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強調準則性質:政治性文件而非法律文件;第二,明確立場:所稱“互信”不影響各方主權立場及權利;第三,注重處理原則:使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克制本國行為,直至得到所有各方同意后才能開展他項行動等。141999 年底,中國啟動與東盟的一對一談判。2000年,有關各方對成立起草行為準則聯合研究組已達成共識,但出現幾個主要分歧:地理范圍劃定、軍事行動或聯合軍演、占據和未占據島礁上建筑的限制、在爭議海域對漁民的處置政策以及關于不多占南海區域的條款。15作為敏感問題,不多占南海各島礁、聯合軍演是各方爭論焦點,因與各國軍事戰略與軍事部署關聯甚多,所以難以形成共識。16

  (二)階段性成果——《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

  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在2002年7月第35屆東盟外長會議上,馬來西亞外長Syed Hamid Albar 建議另行商議并出臺《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代替暫時未能達成的《南海行為準則》(COC)。17經東盟內部商討,該建議符合當時各方的利益訴求與戰略考慮。隨后,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18為后續談判與取得階段性成果搶得先機。有學者認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在緩和中國與東盟關系、穩定南海地區形勢方面,開創了除歷史、政治因素以外的合理影響條件。19當月,中國和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為打消東盟對中國長久以來軍事實力及海防戰略的擔憂與疑慮,中國于2003年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AC) ,積極貫徹“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20倡導推進落實“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合作戰略。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以尋求南海地區長久穩定發展之態勢,融合平等協商解決南海爭端之辦法,實可謂地區各方共謀友好合作關系的新篇章。21 作為一份不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政治文件,其規定不影響中國此前發布的主權宣言;而從其字面分析,簽署方只代表各自國家,無東盟整體立場。這說明東盟并不自認為是南海問題的實質關系一方,更凸顯出東盟沒有應對和解決南海問題的職能。22從內容上看,DOC強調“增進地區和平、穩定、經濟發展與繁榮”和“促進南海地區和平、友好與和諧的環境”,強調自我約束義務與無法律約束力;此外,DOC體現出各簽署國承諾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如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等,由利益相關各方進行友好磋商和談判,用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23這意味著,非直接利益攸關方不應參與有關爭議的磋商和談判;也暗示,東盟國家在領土和管轄權爭議上無法形成一致立場。24然而,作為中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DOC的簽署充分表明中國有決心維護和保持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并愿意同域內國家在排除第三方干預的情況下增進互信,可謂階段性的有利成果。25

  (三)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

  2011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后續行動指針通過,中國與東盟進一步具體化DOC的落實問題,并再次確認應“促進成員間的對話及磋商”26。2013年明確“雙軌思路”后,中國向東盟國家和部分域外國家再次傳遞了中國維護南海主權的決心與力促區域內平等協商解決爭端的思路。在推進COC磋商方面,域內國家中,菲律賓方面,從2016 年下半年至今呈現出平穩回歸協商的態勢。鑒于近來美國意欲增多本已過高頻次的南海巡航,菲律賓國防部已于2019年3月指示律師開啟重申程序,重新評估美菲兩國1951年簽訂的《美菲共同防御條約》是否仍然符合菲律賓當前的國家利益,以防被卷入中美南海沖突,并一再重申南海問題應通過利益攸關的區域內主權國家友好磋商共同解決。27越南方面,政府高層近3年的頻繁訪華,充分表達出中越共同構建雙邊談判機制和平解決爭端,繼續擴大海上合作,有效落實DOC并爭取早日達成 COC以及共同維護和保持南海和平局面的共識。28

  中國外長王毅針對DOC上升為COC的磋商,于2013年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十周年高層論壇之際和2017年東盟國家外長會議期間分別提出了“四點看法”和“三步走設想” 29,倡議堅持務實合作,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和平協商,通過合作共贏的方式維護南海穩定局勢,推進周邊關系再上一個臺階,增強亞太各國不受域外國家干涉的國際話語基礎權利,無疑是中國貢獻中國方案參與全球治理,助力國際體系建設的有力之舉。30

  2019年4月23日,就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前夕,習近平主席提出彰顯中國智慧與情懷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全球海洋治理新方略從內涵與實踐表明,中國將恪守平等對話協商原則,攜志和之國共同應對海上威脅與挑戰,合力維護海洋和平穩定;創互聯互通與務實合作之新局面,共同增進海洋福祉。因此,COC磋商對于南海地區相關各方來講,縱使無法避免負面評價,但這仍然是各國主動尋求長久穩定局勢的和平之舉,是為最終解決南海爭端及構建南海地區規則體系而提供的現行可行性方案,體現出各國相互間積極有力的探索31。當前南海局勢趨穩向好,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的海上合作不斷深化、政治互信不斷提升,以COC磋商為標志的地區海上規則構建也在加快推進。中國應將主動爭取“國際規則”解釋權與確立國際話語權相結合,通過推進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項下的地區經貿合作與人文科技交流促進全球治理的區域性落地,以此建構南海地區規則體系。

  二、《南海行為準則》(COC)的磋商進程及主要掣肘點

  (一)影響COC磋商的制度掣肘

  東盟再度主動提出COC談判的動議是在2011年7月的東盟外長會議上。此前, 南海局勢相對趨靜,COC談判并未提上日程。2011年7月時值菲律賓和越南與中國在南海產生顯性摩擦,直接導致菲律賓和越南推動重啟COC談判。32從2013年東盟與中國重啟COC談判開始,到2017年COC談判初見成效,達成COC的框架;再到2018年8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東盟(10+1)外長會議達成了COC單一磋商文本(Single Draft Negotiating Text),五年多談判的艱難進程凸顯COC協商的難度與復雜性,也進一步折射出談判各方的讓步與妥協。

  第一,磋商主體,毫無疑問,還是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與TAC磋商相類似,東盟既非參與方,也不是簽署方,南海問題也不是中國與東盟的問題。因此,東盟不大可能以整體立場代表部分利益相關國立場與中國磋商。33目前的情勢,東盟部分成員國之間還存在著島礁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爭議,且爭奪權利的態勢異常激烈;南海聲索國與東盟作為一個地區性組織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菲、越兩國不遺余力地將南海議題提交由東盟主導的地區多邊機制內進行討論,利用東盟的外交影響力不斷拉攏與域外大國的合作,力爭實現其索求目標。34中國是面對一個整體還是分別與相關國家磋商,仍然是案文協商和設定的前置條件。

  第二,協商路徑:以協商一致為原則進行磋商。南海問題,實質是島礁領土主權爭端及其海洋權益的爭議。中國一直強調相關國家通過雙邊外交談判解決爭議,力求達成雙邊共識,而非所有方共同達成共識。“合理預期、協商一致、排除干擾、循序漸進”的原則是中國與東盟所堅持的。“協商一致”意味著所有參與磋商方若對磋商結果不滿意或認為最終的協議可能損害自己的領土主權或海洋權益,均得提出異議甚至直接否決,開啟重新談判直至所有參與方一致認可。遵循“先易后難”的方針,從海洋低敏感領域合作尋求突破,既與DOC第6條規定相符,也滿足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3條的規范性要求。

  第三,COC的性質、地位及約束力。如前文所述,從上個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大致是東盟第1-3屆峰會時期)源起的尋求南海問題的解決方案,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種法律文件和政治文件,COC制定的原則、精神都不能脫離之前的法律、政治文件精神,應成為聲索國恪守的行為準則。然而,近10年間,東盟一些國家以己利為出發點實施單邊行動,搶占多個南海島礁,根本沒有依據TAC或者DOC行事。那么,COC究竟應該是與所有前位文件呈一種“高低位”關系,還是一種“包容”的關系?或者說,應該直接取代之前的規范文本,成為一種強約束力的指導性規則?案文方面,主要設置可選擇性建議性條款,還是直接確定某些禁止性條款?

  第四,COC規則設置的目標應主要是設定與管控,而非直接解決實質沖突。COC應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應然,那么,“具有約束力”,究竟應是一反之前各類文件性質,直接定性為法律規則,還是僅在某些條款下具有約束簽字國的法律效力?從結果來看,COC應該是一個雙贏的規則,而雙贏對于南海的和平與穩定,探索南海區域安全機制的構建以及海洋安全的維護,對于中國與東盟都是至關重要的。那么,在建立政治互信方面,軍事策略與活動的公開性如何把握?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信息和情報技術的交流與共享,人員交流與培訓,共同行動和研究行為,各類海洋合作論壇、海上執法機構對話合作等是否應列入COC成為具體規范?在遵守執行方面,僅靠協議簽字國的自愿遵守能否達成?

  (二)影響COC磋商的原則掣肘

  1.基于“六點原則”的東盟“核心要素”

  2012年7月通過的《東盟對東盟國家與中國〈南海行為準則〉的建議要素》,雖未就關于南海問題的聯合聲明達成一致,但隨后發布所謂“六點原則”(six-point principles)聲明,35以此作為未來與中國就COC進行談判的基礎。36鑒于利益攸關方眾多,為達成各方一致接受的方案,中國政府于2013年提出解決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基礎是首要原則,與利益攸關方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具體爭端,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37有學者認為,38該原則中包括國際法,國際法決定領土歸屬,海洋法決定海洋權益的劃分,是非常重要的提法。

  “六點原則”有些觀點還是與DOC存在較大沖突39:如,第三點強調“盡快達成《南海行為準則》,表達了意愿但忽視了客觀情況;第四點和第六點不是簡單的重復,其優先以《聯合國海洋公約》為準據,運用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削弱我國關于南海“斷續線”的主張。40再有,將南海問題泛化。“核心要素”強調最終協議將提交給東盟秘書長和聯合國秘書長報備注冊,其他國家也要尊重COC,也就是意圖將其他國家也拉入COC體系之中,包括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國。由此看來,“核心要素”即是要泛化“爭端”,將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海域管轄權爭議涵蓋其中,與磋商方向和目標相悖。

  2.對“六點原則”的持續發酵

  盡管中國—東盟已于2017年5月18日達成了COC框架協議,但距達成最后的文本協議還需很長一段時間。在2017年10月23日結束的東盟防長會議上,聯合聲明的第2、3點,重申了東盟“核心要素”即“六點原則”的立場。412017年11月的東盟國家首腦會議再次就之前提交的文本內容進行了商議。在2017年11月13日的第九屆東盟—聯合國峰會的主席聲明第7條;42同日第五屆東盟—美國峰會暨東盟—美國四十周年紀念日的主席聲明第8、9條;43同日第20屆東盟—日本峰會主席聲明第7、8條;4411月14日東盟—印度峰會聲明第6、7條;452018年3月19日東盟與澳大利亞峰會簽署的《悉尼宣言》第9條;46均不同程度重申和強調:維護和促進和平,安全,穩定,海上安全和安全,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以及在南海上空飛越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有必要增強相互信任和信心,強調非軍事化的重要性以及增強互信和信心的必要性,強調所有其他國家進行所有活動的軍事化和自我克制的重要性,包括可能使局勢進一步復雜化的所有其他國家的活動并加劇南海的緊張局勢。2018年3月,中國—東盟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23次高官會上放出信號: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層面認可并同意正式協商COC。但圍繞COC的協商原則性分歧較大,無更深進展。47

  (三)影響COC磋商的周邊態勢及國際法挑戰

  在推進COC談判進程中,域內國家的動向自然不可忽視,然而,準確研判幾大域外國家現階段介入南海方式的轉變尤顯緊要。美國,以印太戰略取代亞太戰略,將中國定義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再次加強前沿軍事部署,增派海警船馳入中國海域內。美國話語權的運作主要依賴于和南海域內部分國家結盟的里應外合,不斷在雙邊場合炒作并奔走呼吁“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有效,將南海“軍事化”,將民用漁船看待為“軍艦”,通過變換手法等方式高頻率增加南海巡航以及拉攏更多域外國家介入南海。因此,從這幾點尋找突破口削弱美國在南海的話語權并非遙不可及。48日本,頻頻在東海海域搞大動作擾亂中國整體視線與布局,如大力加強對西南海島的軍事投入,增大對中國艦機出入太平洋通道的監控,干擾中國在無爭議海域的油氣開發與科考作業。此外,日本還積極撮合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尋求落地之機,共同應對“競爭對手”中國,共同介入南海海上安全,共同打壓、遏制中國,共同煽動域內其他國家抗衡中國,而其整體介入南海地區的最直接途徑就是擾亂COC案文磋商。

  此外,國際法層面的幾項重要法律挑戰也需引起足夠警惕:第一,“大陸國家遠海群島”作為整體在習慣法上的地位,其與《聯合國海洋公約》的關系以及相關國家的實踐;第二,如何創造性運用國際法理論指導實踐,對現有島礁建設進行法律保障和維護;第三,目前對于“歷史性權利”的研究僅限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缺乏對權利性質、范圍等從現代國際法角度的論述與支撐,因此,尋找更多有利于我國的證據并由論證權利存在轉變為論證權利的意義和并未被揚棄應成為目前的重要工作;第四,如何運用相關法律闡釋南沙島礁部署武備不屬于“軍事化”,論證美國航行自由行動“侵犯我主權損害我安全”以及做好準備應對在南海島礁設立定期民用航班可能遇到的國際法律問題等;第五,南海區域各國的環保與合作義務如何通過法律規則界定,是否納入COC磋商的內容;第六,談及COC推進南海合作與共同開發,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相關習慣法的規定,能否有分量作為我國磋商談判的具體依據,是否能據此確定合作內容、范圍和領域;第七,南海地區規則體系的構建中,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推進的具體實際,如何把握底線思維提出既緩和沖突又不失我立場的案文建議等。

  三、COC案文磋商的主要爭議問題

  (一)是否明確界定“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南海行為宣言》(DOC)第4條要求各有關方在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時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但并未對“武力”和“武力威脅”作出界定。《聯合國憲章》第2(4)條所禁止的非法武力威脅的含義是狹義解釋,指一國公然威脅要使用武力(抑或以發動戰爭為威脅),從另一國獲得領土、或者迫使他國做出實質的政治讓步。49據此看來,《聯合國憲章中》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所指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情形,不適用南海地區的現時情勢。50有國外學者認為,南海海上事件的預防和管理中,不得對漁船(含漁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不得使用軍事船舶執法。51沿海國為捍衛主權權利,對外國船舶采取一些必要的執法措施,如沖擊、撞擊對方船舶;指揮漁船上的照明彈;發射大功率水炮或實彈警告;高壓水槍等,并不構成公認的“使用武力”定義。有國外學者認同此觀點。52

  《聯合國憲章》第2(4)條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自衛權等合法使用武力應不在禁止之列。因此,COC所禁止的應是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行為,應加以界定和明確。其次,《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第二條(e)款、第十三條分別提及了基本原則和解決爭端的方法。有美國學者(Mark J. Valencia教授)提出質疑:電子戰如果發生在專屬經濟區海水及上空,信號情報活動是否構成《聯合國憲章》所禁止的武力或武力威脅行為,是否應受COC的排除?53綜上,恪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針對南海地區的現時情勢,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明確化或以排除的方式加以解讀,COC案文設置應當涵蓋。

  (二)是否細化“保持自我克制”規則

  DOC第5 條有兩點需要引起重視。第一,與第4點規則相類似的,“使爭議復雜化、擴大化”是否應明確界定?表述為“使爭端復雜化、擴大化的行為”可能會放大爭議焦點。澳大利亞的塞耶教授通過比較分析認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DOC和《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SEANWFZ)為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確立了法律、規范和地理框架。54大規模填海活動會改變和擴展地物面積大小,從而改變海洋環境分布,進一步防御海軍、空軍及進攻性武器的部署。但若已提前告知填海活動的意圖和目的,則這類活動不會被當然禁止。據DOC第5條第(四)款,聲索國應互通情況,相互鼓勵和邀請各國觀察員開展相關考察活動。55有國外學者預判性地認為,DOC規則中并未明確禁止島礁建設行為,但COC案文磋商制定過程中應該會成為個別東盟國家極力反對的對象。562018年2月13日,中國—菲律賓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聯合聲明提到:“雙方討論了管控和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加強海上對話合作以及增進互信的方法”。雙方一致決定“對在南海采取的可能讓爭端復雜化或激化并影響和平穩定的做法予以克制”。兩國還宣布,將在漁業、油氣、海洋科研與環保、政治安全等領域召集技術工作組,探討“互利合作倡議”。57COC案文既然是對DOC規則的具體化落實指引,那么,對南海地區未來的互利合作形式和內容應加以重點磋商。

  第二,DOC規則中各國關于“保持自我克制”的表述各不相同。印尼提出的《零號草案》第5 條指出,DOC簽署國在DOC存續期內采取的有關行動,不直接表明提出、支持或否認南海領土主權或相關主權權利(rights of sovereignty)。很明顯,該條款借鑒了國際法上有效控制規則中的“關鍵日期”和南極條約“凍結領土主權要求”的相關規定。58然而,這項條款并非針對海洋主權主張及行使與維護海洋權利的行為,在非主權性歷史性權利方面,中國應該有合法空間主張和加強相關權利的行使。59因此,COC如何明確“各方保持自我克制”的具體規則,也是下一步磋商中的重點。

  (三)是否單獨規定海上航行與空中飛行問題

  有國內學者提出,南海問題兩個層面的主要內容是: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之間的南沙島礁之爭;中美針對專屬經濟區內軍事活動之爭以及軍艦在南沙島礁領海內的無害通過之爭,即所謂的航行自由與飛越自由的分歧。60美國作為域外國,其關注點從來都是與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相關聯的“美國核心利益”。61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美國對于南海問題就由最初采取的“中立”、“不介入”政策發展到間接和直接“干預”政策。加上前述“南海核心利益說”加快了美國南海政策轉型速度,其針對中國的色彩越來越強烈。62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落地,貫通黃海、東海和南海,進出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作為我國海上戰略通道,63對外承擔貿易運輸的重擔,更是捍衛我國海上權益與海上安全的重要防線。海上戰略通道成為域外大國競相爭奪的利益焦點,也是美國用以平衡和制約我國在亞太區的主要籌碼。64作為應對,為規制他國軍艦在我國領海內的有害通過行為,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1 條第1 款,中國有權制定無害通過領海的法律和規章,以此維護國家領海安全。另一方面,“商業船舶的航行自由沒有什么爭議”65那么COC案文應否詳盡規范外國軍艦在爭議專屬經濟區內活動?外國軍艦未經沿海國允許進行軍事演習、武器測試等活動應否受到限制?案文中是否應并入前述“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條款?由于南海地區各國軍事實力相差較大,加上區域外的美、日、澳、印等大國尤為重視南海航行自由,這有可能成為COC磋商下一步的重點條款。

  2016年8月,中國與東盟出臺“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導方針”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此舉說明,中國和相關國家能夠共同尋求與達成一個既體現國際法原則,又切實管用的解決之道,各利益攸關方是有足夠智慧和能力處理好南海問題的。66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南海地區航行和飛越自由本無任何問題,各方都應堅持DOC的規定履行就此作出的承諾,即南海問題應由直接當事方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如果這個最直接、最明確的規則不被遵守,將會嚴重攪亂地區秩序,損害地區和平穩定。672018年2月,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稱,COC磋商復雜異常,短期內就COC規則達成共識是不現實的。東盟十國已就南海空中意外相遇規則達成一致,此舉將與前述《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一同助力消除安全威脅。

  (四)厘清“全面和永久解決爭議之前開展合作”

  DOC第6條a款和b款規定保護海洋環境和海洋科學研究。有學者建議,從漁業合作、海洋環保以及科學勘探等方面著手構建一個機制性溝通平臺以鞏固雙邊合作基礎;同時搭建一個多邊合作平臺,作為未來達成合作開發的地區規則體系的重要支撐點與框架。68毫無疑問,DOC關于合作開發的問題是符合國際法的。69其次,也符合現時的南海島礁領土爭議情勢。所以,中國加強與東盟國家開展海洋低敏感領域合作是權益性方案,是共同為達成最終解決方案創造有利條件。70第6(c)款規定在海上航行和通信安全領域建立信任。有學者建議,中國—東盟聯合工作組應成立海上航行和通信安全工作組,以解決如何管理和預防在南海運作的海軍和海上執法機構的危險行動;71并將承諾有效執行《海上計劃外人員守則》(CUES)和《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等國際公約和準則列為COC的其中一部分法律依據。72

  第6條列出了六項一般合作活動。這些合作活動應與各國承擔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署國義務相符。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九部分規定,在閉海半閉海,締約國“應相互合作,在本公約下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職責”。換句話說,合作應該被視為一種建立信任的措施本身,而不是合作的先決條件。合作是一項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東盟與中國的聯合工作組應該采取堅定的態度來合作建立信任措施,來解決最緊迫的摩擦和沖突。73

  四、COC案文設置建議

  自2018年8月開始,磋商各方采用了單一文本,大致將COC磋商流程從“咨詢”階段過渡到“談判”階段。截至2019年3月,COC磋商各方仍在進行單一文本三次審讀中的第一次。2019年1月在談判其他各方嚴守談判內容的情況下,越南有意泄露了文本草案,并刻意強調“強硬”立場被疑為意在減小其國內壓力,對外釋放談判煙霧彈以配合其慣常的尋找域外勢力結盟的做法。據稱越南披露的內容證實各方已就五個關鍵議題——地理范圍、法律地位、爭端解決、合作義務、第三方角色進行磋商并取得部分成果。74此次披露更揭示出越南旨在促成COC必須具有“實質性和有效性”。而具體說明適用的地理范圍和禁止水下建設新結構,則是越南試圖加入到COC中的兩個關鍵條款。

  披露的內容中也顯示出,仍然有個別國家妄圖引入對域外第三方,擾亂局勢。據此,有國外學者分析,COC將會有三種主要走向:第一種,各方達成理想化的有約束力的法律協議;第二種,在中國慷慨地放棄部分索賠的前提下,其他國家也如此效仿,那么最后達成的協議可能解決部分爭議。第三種,經歷冗長談判后,具有約束力的COC會結果具象化,似乎最為可行。75

  (一)地理范圍

  越南從DOC時期主張“適用于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以及有爭議的水域”,到現在COC談判中其要求COC適用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提出的所有有爭議和重疊的海域這一明顯變化可以看出,南海地區的各聲索國充分運用了談判技巧,在首要的基礎性共識方面,將各自的聲索區域及其權益外擴的同時設置了后續障礙。某些用語,如“未能解決爭端”、“海洋邊界”等顯而易見是以東盟整體立場考慮設計的,此乃東盟“協商一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后續磋商中應以中國和東盟的一致意見來設置規范性用語(在協商中,應重點關注規范領土和邊界爭議以外的水域)。眾所周知,“協商一致”僅適用于非重大的經濟性、程序性或原則性事項,在涉及各方海洋權益訴求或領土爭議時,僅靠所謂東盟的核心原則“協商一致”來審議聲索國的訴求及其相關海洋政策,將是徒勞無功的。目前的情況,談判各方均避開了各自的實控島礁,然而,單單這十幾年以來,基于島礁的對峙事件就層出不窮,且都達到了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程度。因此,這些主權與領海權益的核心議題應當被納入談判,中國不能因為之前幾次對峙引發的國際性發酵事件就終止正常訴求。在事關主權歸屬和排除域外國家干涉方面,在談判之初就表明清晰立場遠比回避該問題的成本要低。

  (二)法律地位

  與DOC時期主張相類似,越南仍然要求COC須根據簽署國內部程序批準,批準書交由東盟秘書長保存,秘書長將COC文本提交聯合國登記;各方在簽署COC時,任何締約方均不得有任何保留。對于東盟而言,異常看重COC對其作為區域主導者地位的認可,同時,也重視COC的法律約束力問題。在早前的幾次草案提出時就規定,如果某一聲索國違反行為準則或不遵守規定,則應制定制裁或處罰條款。目前談判雖然尚未涉及這塊內容,中國仍應提早做好預案應對,如提出具有彈性的“個案判別法”對COC項下的違規進行規制和處理。此外,在COC整個法律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宜以尊重與執行現有的國際法規則、國際慣例與國際習慣以及各類國際法律規范為主,強調各方的充分協商意志,如遇應由中國與東盟已經達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中國與東盟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導方針”與正在協商的《空中意外相遇規則》為主調整與規范關于上述行為,則不宜在COC單獨設立。剩余部分,包括COC禁止保留、生效、以及修訂等其他問題屬于附則,是有拘束力法律性條約的必要組成部分。

  (三)爭端解決

  究竟應該建立一套COC獨有的爭端解決機制還是直接套用現有的爭端解決機制?據前文分析可知,中國與東盟各方強調友好協商,首先在COC協議內通過調查、調解等種方式解決爭議,用談判解決爭端的交換意見義務,也得到聯合國大會決議的確認。76爭議者也可以根據《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的有關規定使用爭端解決機制。77然而,在TAC存續的近50年中,旨在向爭端當事方提供斡旋,調解,調查或調解等措施的高級委員會從未被組建或使用過。78 有學者提議,COC不設置任何條款阻止各方通過仲裁、司法解決,訴諸區域安排或機構,以及各方共同決定的其他和平手段解決爭議。為了監督COC的實施,將成立由外交部長或其代表領導的委員會專門行使監督權。79另有學者認為,現階段,避免諸如“菲律賓仲裁案”之類歷史鬧劇的有力方法,就是尋找替代方案,運用調查委員會(COI)正確承認中國的“歷史權利”主張。80

  (四)合作義務

  較之DOC時期,越南針對COC談判中的合作義務,提出的負面清單共有27點,著重細化了各方的禁止義務,意圖賦予其提出建立的“審查委員會”足夠的“審判權”,如: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和確立的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提前60天通知;不建人工島嶼;不軍事化地貌;不部署先進武器裝備;不封鎖運載物資或人員的船只;不劃定南海防空識別區(ADIZ);不對其他國家的船只和飛機進行模擬攻擊。81

  據此,在合作義務方面,鑒于東盟提出五個非傳統安全合作領域的合作,將海上合作范圍擴大到打擊非法捕撈,海上通信和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合作,則中國須提出明確內容要求:與海洋經濟有關的合作須排除區域外國家。在建立互信措施方面,除了軍事交流,對海上遇險人員的人道求援以及聯合軍事演習主動通報外,COC還提出了各方信息交換,軍艦互訪、聯合巡邏和定期軍演等方式加強互信。中國則須確保在東盟國家與域外國家舉行聯合軍演時行使否決權。

  (五)兜底或保留條款

  如前述爭端解決機制或相關國際法律原則項下,窮盡友好談判、調查、調解、和解等方式后仍有重大分歧,建議設置兜底或保留條款,既能緩解爭議或分歧的劍弩之爭,又能形成一種區域性共識,即除涉及國家核心利益或核心原則之外的事項,所涉各方都能接受不同程度的妥協,以期達到保障地區合作,穩定區域態勢的目的。從多邊協議或條約的視野來觀察,涉及國家眾多,各國利益相互重疊交雜,通常無法做到所有簽署國對條約全部條款都完全認同,為保協議或條約的廣泛適用性與實質約束力,力求不讓個別分歧將某些國家排除在條約之外,這就需要一種求大同存小異的折中做法。

  需要警惕的是,越南明確指出,COC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應阻止其他和平解決爭端的手段,例如仲裁,司法解決和訴諸區域機構或安排。這意味著越南希望在涉及領土和海洋權益以及COC實施引起的爭議時,將繼續套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律規范,雙多邊協議或者戰略伙伴同盟協議等,作對其有利的法律解釋,公開與中國“打交道”。

  五、前景與展望

  2017年8月東盟與中國通過COC框架,中國外長就COC的定位公開表示:“中國和東盟國家將繼續在全面落實DOC的框架下積極推進COC 磋商,打造共同認可的地區規則”,“最終達成的COC將是DOC的升級版”,是“一個能夠管控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的準則規范”。82而東盟國家則期望一份有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越南之聲”(Voice of Vietnam)在此后報道中多次提及“約束力”(legally binding tool)的重要性,稱“東盟期望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83具有法律約束力的COC版本是東盟的終極目標。顯而易見,東盟與中國在“準則”性質上存在本質分歧,再加上美、日、澳、印等域外大國明確支持東盟,在客觀上契合了美國“規則制華”的目標,南海問題的泛化,是中國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2018年11月13日,美國副總統彭斯乘機飛越南海,并自稱是航行自由行動。而與此同日,在第44屆“新加坡講座”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了題為“在開放融通中共創共享繁榮”的演講,他表示中方愿與東盟各國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爭取未來3年完成COC磋商。至此,中國首次提出了COC磋商完成時間節點的期待性目標,也充分體現出中國推動南海區域規則制定的信心與決心。隨后,15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峰會上,李克強再次重申,各方同意2019年內完成單一磋商文本草案第一輪審讀。

  下一輪工作層面的談判已依照安排于2019年第一季度在緬甸舉行。然而,中國與東盟一旦按照時間表在2021年完成談判,COC將對中國與東盟國家同時產生約束力。事實上,從2018年12月開始,越南提出包括島礁建設,部署先進防空和反艦導彈等在內的,約束中國在南海海域進行的諸多行動的大量針對性條款限制中國;在國際海洋法方面,其要求各國澄清其重要海上貿易線路的海事主張,希望打破中國傳統的南海九段線主張。

  “民族國家政治利益的價值沖突,要謀求真正的解決之道,就是建立南海地緣命運共同體,其前提預設就是重建價值系統,實現南海地緣國家的價值匯通”84這并不是說我們避重就輕地將爭議點從領土主權、海洋權益模糊到了經濟合作上,而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關鍵點上提出的共贏方案。目前已落地的許多規劃、倡議和合作項目,如“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將“2+7合作框架”升級為“3+X合作框架”的倡議;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中國—東盟東部經濟增長區等次區域合作項目進展順利。這其中不少都是由東盟方面率先提出方案,而后中方利用科技、制度、法律等獨特優勢細化落地,這種“Initiate to Implement”的發展新模式,既體現了中國與東盟合作發展的增量,也是雙方關系發展的重要定位。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下各類建設的制度性保障,中國在接下來的磋商中,仍應堅持“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則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的“雙軌思路”,以維護南海主權和權益,善用、巧用外交談判與穩步提升法律應對機制的方法,一方面積極參與COC案文的磋商談判,力爭將制訂COC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應繼續積極作為,將黃海、東海所面臨的中韓、中日海上危機與爭端納入中國海洋戰略整體布局與謀劃,從國際法上完善強化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及海洋利益不僅存在且有存在意義并從未被揚棄,加大南海資源開發與保護力度,探討將中韓、中日漁業合作模式嘗試性地推廣到南海范圍,開創南海新的合作模式,協調提升中國所有海域的規則與政策體系,現實保障我國最大限度爭取南海及各海域的利益。

  【責任編輯:何宗強】

  注釋

  1 岳德明:《中國南海政策芻議》,《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3期,第55頁。
  2 對于這個美國2010年拋出的論調,世界反響巨大,我國學界也受此影響但分歧明顯,基本分為“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與“南海涉及核心利益”兩種理論觀點。部分學者認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南海政策支持的是“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問題雖涉中國重大利益,但其緊迫性未達到臺灣、新疆和西藏問題的嚴重程度,國際合作中的妥協并非不可接受。主要觀點參見羅肖:《南海與中國的核心利益: 爭論、回歸及超越》,《當代亞太》2018年第1期,122-155頁;達巍:《中國為什么要宣示核心利益?》,《環球時報》2010年7月27日,第 14 版。
  3 南海擁有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國際航運資源,面積達140萬平方英里。位于印尼和馬來西亞之間的馬六甲海峽對國際航運尤為重要,因其把守著中國和日本等太平洋國家進入印度洋的通道。此外,南海海域擁有大量魚類資源,約占全球捕撈總量的12%;擁有11億桶石油儲量和190萬億立方英尺天然氣儲量。盡管南海地區不少國家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分別提出相對立或相重疊的主權與權益主張,且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歸屬指標很少,但中國在南海的利益關系已經有好幾個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貿易路線可追溯至大約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這是毋庸置疑的。參見Andrew Johnson, Arbitr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ging a Solution, 2019 J.Disp. Resol. 187(2019)訪問日期:2019年2月13日
  4 2014年12月,美國發布《海洋界限:中國的南海主張》的報告,參見“Limits in the seas-No.143 China’s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ffice of Ocean and Polar Affairs,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U. S.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5,2014.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donesia, 24 February1976, www.aseansec.org/1217.htm.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6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Manila, Philippines, 22 July 1992, www.aseansec.org/1196.htm.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7 同年,中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明確界定我國南海海域內相關島礁的主權及海洋權益,此舉觸動了南海地區相關國家的神經。在菲律賓的推動下,實際占礁最多的越南被吸納進入東盟,首次提出《南海行為準則》的構想并推動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達成。《中國主張和平解決南沙爭端 對東盟宣言一些基本原則表示贊賞》,人民日報,1992年7月25日。
  8 金永明:《從東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東南亞》,2004 年第3 期第32頁。
  9 1995年3月東盟發表直接針對“美濟礁事件”的《關于“南海近期形勢”發展的聲明》,促使中國同意通過非正式途徑與東盟協商南海議題,參見William J,“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p. 35.
  10 即要求各方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的基本原則作為建立南海地區行為準則的基礎。
  11 Joint Statement, RP- PRC Consultation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n Other Areas of Cooperation, 9- 10 August 1995, Manila. 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2 菲律賓將中國主張的“歷史性權利”以及依據若干巖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里等主權性權利主張擴大和歪曲為公約的管轄內容,為日后菲律賓單方面挑起“南海仲裁案”埋下伏筆。
  13 “Positive ASEAN response to proposed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ted”, Business World, (Philippines), 14/9/1999.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4 ASEAN’s Draft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5/11/1999.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5 Carlyle A. Thayer,“ASENAN 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 76.
  16 “ASEAN, China move toward a code of conduct in South China Sea”, Asian Political News, 14/7/2000.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7 “Malaysia seeks ‘code of conduct’ for Spratlys”, Reuters, 24/7/2002.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8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aseansec.org/13196.htm.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19 Amitav Acharya, Seeking Security in the Dragon’s Shadow: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merging Asian Order, IDSS Working papers, March 2003.
  20 高程:《周邊環境變動對中國崛起的挑戰》,《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5 期,第38 頁。
  21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02,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22 周士新:《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中立政策評析》,《當代亞太》2016年第1期,第100-123頁。
  23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ttp://www.aseansec.org訪問日期:2018年4月23日.
  24 陳長水:《海上問題的妥協與合作——<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的案例》,《南洋資料譯叢》2015第1期,第20頁。
  25 此舉為進一步穩定南海局勢,為之后提出以“雙軌思路”(即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爭議,中國和東盟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和“五個堅持”(堅持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議,堅持通過規則機制管控分歧,堅持維護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堅持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和平解決南海問題提供了政治性共識依據。
  26 Carlyle A. Thayer,“ASENAN 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 77.
  27 閆巖:《菲律賓不再愿做南海“棋子”》 ,《環球時報》2019年3月7日,第14版。
  28 2016年9月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 Nguyen Xuan Phuc) 訪華、2017年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Trong)訪華、2017年5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Tran DaiQuang)出席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以及2019年4月參加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并再度到訪中國的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均致力于推動兩國循序漸進磋商談判南海區域劃界和共同開發等問題。
  29 四點看法是:合理預期,駁斥“速戰速決”這種不嚴肅不現實的磋商態度;協商一致,強調勿以個別國家意志凌駕東盟整體利益至上;消除干擾,應力控域外國家對磋商進程的干擾;循序漸進,強調COC與DOC的承續性,牢記各參與方的共同實踐與共識。三步走設想是,確認框架——探討思路、原則和推進計劃——啟動案文磋商。
  30 2017年11月啟動COC案文磋商后,中國提出三原則:繼續堅持“雙軌思路”;堅持COC磋商與海上務實合作相互促進;三是共同抵制域外勢力干擾。
  31 Gregory Poling, “This Isn’t the COC You’re Looking For,” CSIS, June 15, 2017,https://amti.csis.org/isnt-coc-youre-looking; and Robert G. Sutter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Steady gains in South China Sea,” in CSI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Vol. 19, No. 2, September2017, pp. 53-62, http://cc.csis.org/2017/09/steady-gains-south-china-sea.訪問日期2018年8月4日.
  32 “Philippines and China:An Encounter in Reed Bank”,March4,2011,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Philippines-and-china-encounter-reed-bank訪問日期:2018年8月4日.
  33 “中國外長王毅:南海問題不是中國與東盟問題”,中國網,2013 年7 月1 日,http://www.china.com.cn。/v/news/2013-07/01/content_29277502.htm。訪問日期:2018年8月4日.
  34 相關觀點參見 Tomotaka Shoji, “Vietnam,ASEAN,and the South China Sea: Unity or Diverseness?”NIDS Security Studies,2011,Vol. 14,No. 1,p. 3
  35 該“六點原則”是: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后續行動指針;盡快就《南海行為準則》達成一致;全面尊重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際法原則(包括TAC、DOC、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各種規定和平解決沖突的國際法原則);各方繼續保持克制,不使用武力;各方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際法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36 羅國強:《東盟及其成員國關于<南海行為準則>之議棄評淅》,《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7期第87頁。
  37 “王毅:以‘雙軌思路’處理南海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4 年8 月9 日,http: //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81457.s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38 時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在2012年7月21日新華網記者專訪中指出。
  39 Carlyle A.Thayer,“Indonesia's Efforts to Forge ASEAN Unity on a Code of Conduct”,Paper for 3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CSIS,June 5-6,2013,p.5,http: //csis.org/files/attachments /130606_Thayer_ConferencePaper.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40 眾所周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能決定領土主權歸屬,而只能決定海洋權益的歸屬與劃分。東盟部分國家有可能借此以海洋權益覆蓋領土主權,違反COC磋商的精神。
  41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0/11th-ADMM-Joint-Declaration-as-of-23-Oct-20172.pdf
  42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2/9th-ASEAN-UN-Summit-Chairs-Statement-FINAL.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43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2/5th-ASEAN-US-Summit-Chairs-Statement-FINAL.pdf 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44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1/20th-ASEAN-Japan-Summit-Chairs-Statement-FINAL.pdf
  45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2/15th-ASEAN-India-Summit-Chairmans-Statement-FINAL.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46 http://asean.org/storage/2018/03/Joint-Statement-of-the-ASEAN-Australia-Special-Summit-Sydney-Declaration-FINAL.pdf 訪問日期:2017年11月29日.
  47 ASEAN Joint Consultative Meeting held in Singapore,http://tgvn.com.vn/asean-joint-consultative-meeting-held-in-singapore-67401.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48 美國有學者評論指出,當下美國國際戰略的內斂、模糊以及特朗普政府對多邊機制的損害,讓很多盟友感到失望,參見Lynn Kuok, “High Stakes but Expectations are Low for U.S. President’s First Trip to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7, 2017,
  49 黃瑤:《論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法理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62頁、第167-177、第193-198頁、第204-205頁。
  50 我國臺灣地區學者王冠雄教授指出,“觀察南海爭議的歷史,由早期的奪島軍事戰,發展到目前已經實質進入外交戰與法律戰的狀況。” 參見王冠雄:《東協南海政策動向》,劉復國、吳士存主編:《2013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臺灣“政治大學安全研究中心”2015 年版,第61-62 頁。
  51 越南外交學院學者陳長水(TranTruong Thuy)文,Tran Truong Thuy, Code of Conduct and Prevention, Management of Incid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google.co.uk/url?sa =t&rct =j&q =&esrc =s&source =web&cd =1&cad =rja&uact =8&ved =0CCQQFjAAahUKEwiWsMzKo6fIAhVL1xoKHU4NApM&url =http%3A%2F%2Fnghiencuubiendong.vn%2Ftrung-tam-du-lieu-bien-dong%2Fdoc_download%2F895-tran-truong-thuy-code-ofconduct-possible -content -who -participates -how -to -conclude&usg =AFQjCNFE -fSXmsUrbqcsuLjt_7nqNE8tmw, 14, 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2 Carlyle Thayer教授指出,東盟和中國需要考慮是否將海上執法部門與漁民的一些物理對抗,如:危險的海軍演習,威脅沖擊,搗毀,在對抗期間脫鞘和瞄準甲板槍,向手無寸鐵的漁民發射實彈炮彈警報以及其他戰術等認定為DOC所指的“使用武力”的范疇;同時,還需要確定在南海領土爭端中扮演國家民兵或國家代理人角色的漁民和國有拖船員的法律地位。Carlyle A.Thayer,“Indonesia's Efforts to Forge ASEAN Unity on a Code of Conduct”,Paper for 3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CSIS,June 5-6,2013,p.5,http: //csis.org/files/attachments /130606_Thayer_ConferencePaper.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3 Mark J. Valencia, “The South China Sea: Back to Future?”Global Asia, July 15,2011,p.6其認為,新型情報偵察活動劍指沿海國的通訊和防衛系統,不宜單純定義為情報收集活動了。
  54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review-of-the-implementation-of-the-2002-asean-china-doc-and-coc-and-challenges-by-carlyle-thayer/ 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5 Carlyle A.Thayer,“Indonesia's Efforts to Forge ASEAN Unity on a Code of Conduct”,Paper for 3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CSIS,June 5-6,2013,p.5,http: //csis.org/files/attachments /130606_Thayer_ConferencePaper.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6與此相關的,2012年9月印尼單方面提出的《南海區域性行為準則零號草案》第6 條就明確禁止締約方占領或在島嶼和陸地地形上建造新設施,不論其現在是否被占領。我們認為,針對島礁建設的標準,建設范圍,建設目的,所涉利益各國都持不同意見,如何在已有島礁建設的基礎上,在COC框架下公開、公平、公正地討論既有海上風險管控的預防性措施應是對各方有利的開放性合作途徑。Carlyle A.Thayer,“Indonesia's Efforts to Forge ASEAN Unity on a Code of Conduct”,Paper for 3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CSIS,June 5-6,2013,p.5,http: //csis.org/files/attachments /130606_Thayer_ConferencePaper.pdf.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57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534825.s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22日.
  58 東盟個別國家強調“準則”的無限期性,尋求“全面持久地解決南海領土與管轄權爭端”,等于僅認可中國提出的“擱置爭議”,但否決了“主權在我”和“共同開發”的政策主張,變相將部分東盟國家非法占領中國的南沙島礁固定化,甚至可能合法化。參見黃瑤:《“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進展、問題與展望》,《法治社會》,2016第1期,第10頁。
  59 參見黃瑤:《“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進展、問題與展望》,《法治社會》,2016第1期,第10頁。
  60 金永明:《海上絲路與南海問題》,《南海學刊》2015年12月第4期第1頁。
  61 金永明:《美國軍艦進入南沙島礁領海的可能影響及應對策略》.《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第1-8頁。
  62 劉飛濤:《美國升級南海對華競爭及其未來政策走向》,《和平與發展》2016年第5期,第24-39頁;
  63 梁芳:《海上戰略通道論》,時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頁。
  64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 條規定,如果任何軍艦不遵守沿海國關于通過領海的法律和規章,而且不顧沿海國向其提出遵守法律和規章的任何要求,沿海國可要求該軍艦立即離開領海。
  65 轉引自黃瑤:《“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進展、問題與展望》,《法治社會》2016第1期,p33. Mark J. Valencia, 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Principles and Possible Provisions, Maritime Institute of Malaysia.(馬來西亞海洋研究院網站)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66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于2016年9月8日在第十一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盡管較早前中美兩國已于2014年8月簽署內容更為詳盡的雙邊《海空相遇行為準則》,并分別在亞丁灣與南海進行了基于這一準則的通信驗證。然而,美國艦船一直不放棄以“航行自由”為理由在南海巡航,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潛在的,域外大國攪擾南海局勢的因素。
  67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于2016年9月8日在第十一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
  68 根據中國南海研究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所林勇新副所長在2016年12月16-18日舉行的“中國海洋安全與南海社會治理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整理。
  69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3 條規定,閉海或半閉海沿岸國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應協調海洋生物資源的管理、養護、勘探和開發;行使和履行其在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協調海洋科學政策等方面互相合作。
  70 金永明:《海上絲路與南海問題》,《南海學刊》2015年12月第4期第2頁。
  71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review-of-the-implementation-of-the-2002-asean-china-doc-and-coc-and-challenges-by-carlyle-thayer/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72 這里存在值得商榷的問題,能否在COC的規則中根據現時的國際形勢或南海區域形勢加入相應的國際法律規范?又能否根據現時情勢變化,將DOC模糊性處理的條款具體化?
  73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review-of-the-implementation-of-the-2002-asean-china-doc-and-coc-and-challenges-by-carlyle-thayer/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74越南從DOC談判時期就一直堅持四個核心領域的立場:地理范圍,法律地位,爭端解決和合作義務。
  75 Rahul Mishra (2018):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Discord than Accord,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 p10-11DOI:10.1080/09733159.2017.1412098
  76 1998 年12 月8 日通過的《談判的原則和指針》聯大決議中,規定了國家進行談判的原則和各種義務,其中就包括,國家應遵守相互達成的框架并實施談判。
  77 TAC建立了一個由各簽署國部長級代表組成的高級委員會受理各方爭議并采用政治手段解決,必要時以爭議當事方同意為前提條件,采取“適當的措施”。
  78 Mark J. Valencia :What the‘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 (and Doesn’t Say),2012
  79 Carl Thayer, “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he Diplomat, 3 August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 訪問日期:2018年10月4日.
  80 Andrew Johnson, Arbitr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ging a Solution, 2019 J. Disp. Resol. 187(2019)
  81 有國外學者稱,2019年3月6日,一艘越南漁船停泊在西沙群島的達洛伊島附近,遭到一艘中國海上監視船追逐并向其發射水炮。這足以顯示,越南早已圈好勢力范圍,從經濟合作與常規巡航的角度雙重認定其權利范圍,并烘托出加拔弩張的關系,從而在后續磋商中強化其提出建立“海洋運輸委員會”行使調查權。參見 Le Hong Hiep: Vietnam’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SEAS Commentary, ISSUE: 2019 No. 22 ISSN 2335-66,8 April 2019
  82 《王毅談COC 磋商:不希望域外國家指手劃腳》,中國外交部網站,2017年8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tp/t1483266.s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83 ASEAN Determined to Maintain Peace,Stability in the East Sea,August 8,2017,http://english.vov.vn/politics/asean-determined-to-maintain-peace-stability -in -the -east -sea -356065.vov訪問日期:2018年4月4日.
  84 根據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袁祖社教授在2016年12月16-18日舉行的“中國海洋安全與南海社會治理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整理。

    王玫黎,李煜婕.《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主要爭議問題研究[J/OL].國際論壇:1-14[2019-06-2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959.D.20190523.1044.002.html.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xfcdqn.live/html/zhlw/20190621/8178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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